【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全球关注。回想22年前的1993年4月，我曾有在新加坡采访“汪辜会谈”的经历。当时我在工商时报当国际部主任，丁望是总编辑。记得那次采访，大陆记者一共去了17人。这里是刊登在工商时报周末版的旧文。当时的财末版主编陈西林编发。刊于此与读者分享。】

这回到新加坡采访，我除了得以在一线亲睹整个“汪辜会谈”柳暗花明的精彩场面，还采撷到不少与会谈主题相涉的轶事。特地记录在此，也算是这段重大历史的几束折光吧。

谈判：用心良苦求“对等”

“汪辜会谈”，顾名思义，是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的平等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会的几天中，双方为了真诚地体现“对等”原则，在会谈的每个细节安排上都用心良苦。

就说会谈最后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及其他三份具体协议。因为大陆方面称此次会谈是“汪辜会谈”，台湾方面则称之为“辜汪会谈”；再加上双方隔绝几十年，文字用语也不尽一致，一时难以统一，所以双方最后确定；四份协议的一式四份文本，由两会工作人员分别打印制作。海协会留存的一套采用大陆通行的简体字，全文横排，文件中在两会并称时海协会在前，并称此次会谈为“汪辜会谈”；而海基会留存的一套采用繁体字，全文竖排，文件中两会并称时海基会在前，也谈也被称为“辜汪会谈”，这样就照顾了双方的习惯。

此外，在会谈签署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中，包含有知识产权、法院联系等内容。由于两岸在这方面用语不同，为表述精确见，双方也在两种“版本”中给予了区分。亦即大陆一方的文件中采用“知识产权保护”、“两岸有关法院之间的联系与协助”的提法，而台湾方面采用“智慧财产权保护”、“两岸司法机关之相互协助”的提法。在双方各自留存的协议文本中，对方的提法则被记载在括号里。

不过，大陆目前采用公元纪年，而台湾仍采用民国纪年，会谈文件的签署时间怎么表示呢？签署协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好奇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时，才发现《“汪辜会谈”共同协议》最后仅仅写道：“本共同协议于四月二十九日签署，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根本没有年份！

为此，台湾一家报纸半开玩笑地评论道：1993年可记为“会谈元年”。

其实，不独会谈的最后协议严格“对等”，整个会谈的安排也根据事先约定，“对等”到了严丝合缝的程度。会谈第一天，汪辜二人在海皇大厦四楼会谈场所外的休息室小憩之后，共同进入会场。因为会场的门比较小，每次只能走一个人，所以二人同行时是辜振甫稍稍在先，汪道涵略随后。入场后由汪率海协会一干人马坐面对门的位置，而辜率海基会人马坐背对门的位置。此次会谈由汪道涵首先发言。

在场观察入会场面的多数记者起初并不知其中究竟，只当是一种随意安排。次日新加坡一家报纸在描述这一场面时还有意无意地说，汪坐在对门位置，按新加坡的习惯是为主位等等。其实，有心人已经发现，当天下午唐树备和邱进益率余部在同一场所会谈时，已经改为唐先入而邱随后，双方座位和发言秩序也已交换。

次日上午仍是唐邱磋商，位置顺序再次交换。而到下午汪辜进行第二轮会谈时，汪辜二人再次在众目睽睽下双双进入会场，由汪略在先而辜随后，二人及所率人马的位置也再度改变，辜振甫等人坐了面对门的一侧。率先发言的则是辜振甫。

第二轮会谈其实已是最后一轮会谈，汪辜二人比预定时间晚入场半个多小时，在另辟场所与唐邱共商最后协议的相关问题。正式进场露面前后不过十分钟。辜汪退场后，邱进益应台视记者要求走到边上向记者们讲明：第二轮会谈已经正式结束，二老只待第二天（29日）上午签协议了。此时，回想起刚才双方入场后的按步就班的程序，记者们方才恍然。

宴请：“洋为中用”为哪般

在新加坡，大陆海协会代表团的下榻场所是丽京酒店。那是家五星级酒店，大厅宽敞华美，服务细致考究，在星已属豪华级。酒店客房价格经过打折扣，仍在每天100美元上下。而台湾报纸事先报道说，台湾海基会垂青于另一家最为奢华的弗莱士酒店，房钱要400美元一天。然而，海基会的代表们最终并没有住进弗莱士，而是住进了一家和丽京酒店标准接近的威信酒店。

到了新加坡，我问一位相熟的台湾记者：“他们不是要住弗莱士吗？”对方笑答：“看他敢？瞎摆阔气，报纸不‘哄’死他！”

不过，威信就与弗莱士隔街而对，流线型现代摩天大楼辉映着具有十九世纪贵族风格的英式古典建筑。辜振甫抵新加坡当晚，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就是在弗莱士举办了大型鸡尾酒会，与会宾客有五百多人。相比之下，头一天汪道涵一行抵新加坡后，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仅在大使官邸举行了小规模宴请。

当然，台湾人对两岸关系谁“大”谁“小”格外敏感，生怕大陆“人多势众，以大欺小”，也尽量避免给人以“财大气粗，以小压大”的印象。所以除了上面提到的双方为自已代表举办的接风宴会规格差别较大外，两会平时礼尚往来的活动中，台湾代表团还是在竭力做到对等平衡的。

此次整个谈判过程中有两次相互宴请。一次是唐树备与邱进益与请；另一次是会谈正式开始后，在汪辜主持下互请。据说唐树备23日晚在新加坡一家上等酒楼宴请邱进益后，台湾方面次日专门到该酒楼询问了大陆方面的宴请标准，然后选择对过街上一间规格相近的酒楼，以同等标准回请大陆海基会。

此外，大陆在首次宴请中拿出了自带的茅台酒，瓶底商标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监制”的字样。台湾并未做此准备，第二天便紧急派人出动，到飞机场免税店等地搜罗了几瓶高雄出产的竹叶青酒。虽然这种竹叶青并不是中国白酒中的极品，但瓶底商标上总算也印着“中华民国出产”的字样。双方可各尽主人之谊，算是“找齐”了。（至于第二次辜振甫正式宴请汪道涵一行时，台方有了准备，便以茅台酒待客了。）

汪道涵会长25日抵星，与台方约定27日晚宴请辜振甫及海基会一行。宴会安排在新加坡很著名的董宫，菜谱设计别有情致。九道菜的名字分别是：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嘉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程。宴后，两岸出席宴会的22个人全部在菜单上签名留念。

28日辜振甫出面回请海协会一行，地点改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虽然菜名不可能同样寓义深远，但菜的标准却与前日十分相似，所上菜数也是九道。宴后，两会代表再次留下了各自签名的菜单。

在会谈日程中，双方为汪辜二老在27日下午安排了一次茶叙，地点是新加坡的松林俱乐部。这次家庭茶叙与会谈议题全然无关，气氛轻松而愉快。近一小时的茶叙之后，两家还互送了礼物。汪道涵夫人赠送给辜振甫夫人一帧双面乡品和一幅面册，并请她转送儿子、儿媳一盏玉香炉和一套抽纱台布；辜振甫夫人送给汪道涵夫人及子女的是台北“琉璃工房”制作的各种水晶及玻璃饰品。

据了解，这次家庭茶叙，付款方式AA制，即两家各付一半。这显然并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但双方出于对对方的尊敬，便“洋为中用”了。

警卫：一丝不苟保平安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东道主付出了善意盛情之后，也承担着保证会谈安全顺利进行的重大责任。所以，此次会谈算是忙煞了新加坡警方以及谈判场所海皇大厦的保安人员。

从23日下午唐邱预备性磋商开始，会谈地点海皇大厦即一直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会谈正式举行的27日，警方的保安措施更是登峰造极。大厦中至少布置了50名制服警察和数目不详的便衣警察。

会谈定于上午十点开始。从九点起，新加坡警方即已对会谈会场、电梯、前厅及楼前草坪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检查，更有便衣警探携警犬反复嗅闻汪辜二人的必经路线。在汪辜二人及双方代表到来时，警察组成人墙做为警戒线，把善于见疑缝插针、紧迫不舍的记者们挡在线外。在严厉的秩序面前，记者们只能“望人兴叹”。

很难讲富于警觉的新加坡警方到底把何人想象成假想敌，但由于台湾反对会谈的民进党“宣达团”12人26日下午即已抵达新加坡，这些人的活动确实成了警方防范的重点对象。

26日当晚，正当台湾驻新加坡代表处为辜振甫一行举行隆重的欢迎酒会时，十余名民进党人们进入会场，当场举起了“反对国共统一会谈”的标语牌。未等在场的台湾官方人员及海基会代表有所表示，以台湾另一家右翼反对党“反共爱国统一战线”代表团团长许承宗为首的数十人便冲过去，向民进党高声抗议。围观者中一名爱阵成员并且振臂高呼：“打倒台独！”立即有十数人路着大喊口号。一时间，“中华民国万岁”、“台独汉奸”的口号声在酒会现场响成一片。高效的星方警察不知何时已来到现场。许承宗又用英语高声叫道：“他们这是违法行为！”最后，警察较为礼貌地把举着标语的民进党人“请”出酒会大厅，两个反对党的公开骂架才停止下来。

或许正由于新加坡方警察在此次冲突中总结了经验，会谈正式开始后，警方举措相当主动，民进党“宣达团”的所谓抗议行动再未引起这样大的混乱。27日会谈当天上午，民进党人也曾到现场抗议静坐。事后听说在汪道涵一行人入场时，他们还举起了“坚持一中一台，反对国共和谈”的标语。但标语打开后旋即被警方收走，甚至许多在场记者都未发觉。在以后的几天中，民进党也主要是在海皇大厦楼前采取了此类相对温和的举动。警方的公开态度也非常明确；你要是举标语、游行，我就立即阻止，把你驱散。你要是只在那里呆着，我就不睬你。

真正的警惕还是表现在内部警卫上。民进党人并没有公然想进海皇大厦，但反对派既然存在，就更须防止不测。所以，警方对于进入大厦人员的检查极其严格；记者进门时要两次按新加坡方面专发的证件验明正身，然后按指定电梯上楼。所乘电梯也由专职警卫人员驾驶，直达会场所在楼层，不可中途下梯。在楼上的会场门外，所有记者又需排队接受警方的对于携带物品的盘查。最后再经男警或女警以手持扫描仪探测后，才可进入室内。因为现场采访对于记者们至关重要，最初许多记者被迫排队等待检查时急得真跳脚。到后来见星方警察毫不动容，绝对地公事公办，记者们只能自行总结经验，争取早些到会场了。

27日至29日共两天半，记者们至少需进入会场十次。警方每一次均是一丝不苟，不仅坚持要求每人打开随身背包检查，而且还要打开背包的每一层拉练窥个究竟。我有两次正巧提了笔记本式计算机赶往会场，每一回都需打开机器盖子对方才能放行。

万幸，采访“汪辜会谈”的各国记者至少有250人，估算下来警察的例行检查最少进行了两千次，终究没有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尽管如此，会谈最后能够圆满成功，尽职尽责的新加坡警方和海皇大厦警卫人员也是应当被记入功劳簿的。

（原载中华工商时报1993年5月7日周末版）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