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SARS期间医院变“疫院”的悲剧不止于前述情况。我记忆所及，还有令人不堪回首的通州潞河医院。潞河是潮白河的别名，这家医院是通州最大的医院，1878年创办，早期是教会医院。

 

潞河医院的采访细节我有些记不清了。当时是记者楼夷去了现场，医院已经隔离，我们接触的当事人不多。这家医院后来有3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还交叉波及10多名患者，28名陪护和运送人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家医院的放射科医生杨涛也被感染了。他5月6日去世，年仅43岁。5月中，北京青年报报道了此事。据我们后来的统计，这家综合医院收治了225名非典疑似患者，其中158人确诊，居京郊之首。2003年5月1日，这家医院封院隔离。

 

SARS期间医院变“疫院”的案例太多，难以尽述。至SARS一疫结束，我记得4500多例病患中，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占到20%！数据会说话：医务人员被感染，说明病毒传染性高，保护医护人员亟须升级；说明医院作为交叉感染地带，风险急剧增高，这对传染病防治的挑战非常严峻。所以，当初SARS之疫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防控过程中一定要关注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数据，还有医务人员染病数据，及这两个数据在全部病人中的比例，这些都是各地防控部门应及时搜集公开的基本数据。防控指挥部门还应特别关心医务人员的感染的时间、过程和治疗结局，从中可判断防护是否到位。

 

我查了资料，张文康、孟学农去职是4月22日。22日，吴仪兼任部长的卫生部就公开了医务人员感染数，当天是24例。此后至24日，全国各地都公布这一数字。非典疫情的统计从此有四项：确诊、医务人员感染、疑似、死亡。这都是非常残酷的数字。记得北京24日当天公布医务人员感染17例，即便是在已经成了“疫都”的北京，市民也觉得非常震动。因为当天确诊患者总数是89例，疑似112例。但是，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公众应有的知情权。也就是在这一天，北京做出人民医院封院的决定。

 

SARS爆发，山西成为疫区后，我和记者是4月24日到山西采访的。山西最好的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是当地SARS重灾区。医护人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连续接诊了数名SARS重症患者。第一名患者住院是在2月下旬，曾赴广东，尚有“广东非典“踪迹可寻。第二名是从北京301医院转院的口腔溃疡患者，医院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感染非典。其结果就是引发系列医务人员感染和交叉感染。

 

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山西疫情已经全公开，有些感染的医护人员没确诊也列入“疑似”。院长和书记一起在医院办公室接受我们采访。当时，医院已经建起了标准隔离区，院部不用穿防护服，大家隔着很宽的办公桌面对面坐着。我们去的那天是4月25日，前一天，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梁世奎因为感染SARS去世了，成为山西省首位为救治非典患者而殉职的医务工作者。谈及此，院长和书记都哭了，心痛不已。25日山西省公布了一名医护人员受感染，我们都知道，这就是57岁的梁世奎。27日，温家宝为梁大夫以身殉职做出批示，表示“深感悲痛”、“向他的家人表示亲切的问候”。

 

在SARS暴发时，医务人员感染最严重的除了北京，还有天津和内蒙古，这两个地方的疫情排名也在全国前五名，足见二者的相关性。

 

我查了事后公布的资料，按2003年5月18日的数字，在天津176名病例中，有67名医护人员，比例之高，令人惊讶和痛惜。我记得在采写之时，比例还要更高，5月9日时几达半数。感染的源头是一个从北京转到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的孟姓患者。孟某的病源已无从查考，总之，他4月15日从心内科入院，次日就发现感染，17日转到了天津的定点医院肺科医院。当时就发现有十多人被感染。不过，后来肺科没有确诊，据说“四次通知”武警医院说他不是非典。武警医院遂解除了隔离。

 

其实，孟某只是当时症状还不典型。到18日，他就病情恶化，让肺科医院措手不及。患者又被转到传染病院，上了呼吸机，19日肾衰并被诊断为疑似非典，20日去世。三次转院过程中，60多医护人员被感染。武警医院的心内主任、肺科和传染病院的呼吸科主任都未能幸免。军队管得严，武警医院院长因此被免职，降为副师级。武警医院也因此封院。肺科医院的院长也被撤职。天津的报道，当时是记者张亮和李箐采访。最近和李箐聊起，她还记得是5月间从通州区家中开车去的天津，跑了几家医院和卫生局。“采访很顺利，没觉得不好采访。”李箐如此回忆。

 

孟某确实算是超级传播者（super speader），天津后来按流行病原则统计，说他直接间接传染的确诊和疑似患者达160多人。其中，医务人员超过三分之一，这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武汉新冠确实还没有看到和非典一样的超级传播者。不过，武汉现在感染人数太多，增加迅猛，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很难做。我在北京，通过微信问前线抢救医生遇到第几代病人，他们都觉得我问得“书生气”，说现在已经没有“代”的概念了，危重病房总是满的，走一个（或死一个），马上就进来一个。根据财新记者前线调查，武汉当地医务人员被感染情况严重，已经有人去世。粗略地估计，医感数据可达600人以上。（详见财新报道“封面报道之一|现场篇：武汉围城”）现在，除了钟南山20日所说的14名医护被感染，没有任何有关这项的数据报告。倒是北京专门公布了三名医生被感染的情况，从病例介绍看，并非来自临床，但也足见北京的谨慎和公开。钟南山接受新华社采访的视频我看了N遍，注意到他虽是专家组组长，似乎也并不知道有关后续情况以及其他医务人员大面积感染的情况。

 

这篇博客写了一天，中间断续在做其他事，将发之时，看到一条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复兴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已经出现新冠聚集性病例，确诊9例，其中医护人员5例，住院患者4例，转到定点医院。虽以轻症为主，但显著与个别医务人员受感染有关，具体原因正在做流行病学调查和排查中。警示永远不晚，北京的做法是正确的。

 

前方战事告急，百端待举。我觉得医务人员被感染这样的大事，一定要获得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武汉、在湖北要立即建立日报机制，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应对此事格外重视。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是需要直面和公开的重大事项。SARS的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应当铭记。SARS一疫中医护人员被大面积感染，那曾经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惨痛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