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警惕“理论虚无”和以吏为师的倾向，坚持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做进一步全面制度改革设计

　　或许只是巧合，中国即将在下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法玛、汉森、希勒三位美国学者，三人的金融市场理论与中国相关性较高，其中，耶鲁大学教授希勒更因其警惕非理性繁荣的忠告，被中国人所熟悉。舆论久违的热议经济学之风再起。

　　如一位评奖委员会委员所说，“现实起着重要作用。”要理解金融市场如何工作，特别是力图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就必须重视三位学者的理论创新和实证成果。对于经济学界来说，鉴于三位学者的学术成就，问题可能不是他们能否获奖，而是何时获奖。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已载入教科书，汉森的“广义矩估计”在资产价格评估方面得到广泛运用，而希勒更是“行为金融学”的主将之一。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人，正是对金融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肯定。

　　不过，在三位学者获奖后，中国有些报道纠缠于法玛和希勒两位学者理论假设的对立，前者坚持理性人假设，后者着眼大量不能用理性人假设解释的人类行为，似乎二者必有一错，或者均不能成立。这不能不说是对经济学科性质的误解。正如弗里德曼在阐述经济学方法论时所说，假设的生命力在于概括力和预测力，而不是在于是否“真实”，一如物理学中对有无摩擦的假设取决于特定的研究情境。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设”是金融学的规范性理论，希勒示警非理性繁荣更多是实证研究，两者在不同维度上理解金融市场，又共同加深了对金融市场的理解。二人同时获奖，出人意料，情理之中。

　　至于有些论者认为，这些“洋理论”在中国没什么用处，进而对中国经济学家也是连嘲带讽，这种“理论虚无”倾向本身还只是轻浮而已，但是，中国大政府政治传统向来就有“以吏为师”的倾向，如果两者结合，就值得格外警惕。如果决策者将过往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较早从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增长，归因于强势政府，进而忽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做进一步制度改革，必将难以应对未来严峻的挑战。

　　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乃至1949年以来的当代史，不难看出，凡是经济学被忽视被否认，经济学家无用武之地之时，国民经济发展便困难重重，甚至濒临崩溃；凡是尊重现代经济学，尊重经济学家的时期，国民经济就能走出困境，迎来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得到传播发展，学术交流频繁活跃，一大批经济学家为制定改革规划、政府决策积极建言献策，实现了经世济民的抱负。中外经济学家携手合作，多位诺奖得主参与其中，或来华研讨演讲，或牵头改革课题，为中国重大改革方案做了及时和扎实的理论准备。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学家提供智力支持的实例不胜枚举。从上世纪80年代的“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到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期改革纲要，到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4年推动财税、银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揽子改革”，还有上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国企改革，等等，这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固然是决策者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勇于决断的结果，也离不开经济学家们学以致用、不畏风险、独立求真的努力。

　　今天，中国经济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经济已告别高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将是一种“新常态”，而转换发展方式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不可忽视，生态和资源成本也已极其高昂不可持续。多重挑战表明，全方位改革需要加速。

　　公众期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在若干重大领域取得突破，例如，土地制度，反垄断，金融自由化，要素价格改革。这些问题均为多年发展中遗留的“硬骨头”，解决起来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无论是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还是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抑或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均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学家正面临新的机遇，为解决这些难题贡献才智。他们需要的是足够宽广的平台，也需要自由宽松的舆论环境。“在任何情况下，凡是经济问题都可以争论”，这一风气必须延续。

　　30多年来，一大批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的严格学术训练并且熟悉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经济学家已经成长起来。诚然，无论就数量，还是就质量而言，这支队伍尚存诸多不足之处，学科建设亦任重道远，但应当承认，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经济学家这个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群体最稀缺的资源。经济学说史和4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史表明，学术自由是理论创新赖以发育的土壤。■

　　（本文为2013年10月2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41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