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降，加上量宽退出带来的外部压力，金融风险将陡然增加，亟须加快改革步伐

　　中国可能面临又一轮外部经济冲击。

　　此轮冲击来自后危机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构成严峻考验。上周，美国参议院批准珍妮特·耶伦出任美联储主席，其施政举措需密切关注。

　　为应对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力度空前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其资产负债表大为膨胀，隔夜拆借利率压至零到0.25%之间。2013年1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零利率政策的“门槛”，即失业率下降至6.5%或预期通胀率超过2.5%。此后,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失业率门槛已经达到。尽管伯南克多次表示，这些设定只是退出的必要条件，而非触发条件，但是，从2014年1月起，量化宽松规模开始缩减，每月购债规模由850亿美元减少到750亿美元，量宽政策渐近尾声、行将扭转已无可争议。

　　对于五年来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体而言，这一逆转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虽然其冲击将依量宽退出的力度、节奏而不同，但这一政策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已有迹象显示，以往看好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的资金可能大量外流，美元升值引发新兴经济体货币被动贬值，股票和债券资产遭遇抛售，这些都会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严重扰动。发达国家利率水平进入长期上升通道，对正处于改革关键期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风险绝对不容小觑。有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从此告别高增长。

　　量宽退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学者与官员中，惴惴不安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其实，对此重大宏观经济事件固然不能风声鹤唳、过度担忧，但掉以轻心、盲目乐观更不足取。监管当局需要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准确评估美联储相关政策动向的影响，与市场人士有效沟通，并格外重视学界的研究与建言。由于金融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无论事后证明量宽退出带给中国的真实风险有多大，事先把风险估计得足一些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才能赢得主动。

　　应对金融风险，需要机动策略，但治本之策仍在于深化经济、金融改革，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应当承认，在国际金融市场出现趋势性变化时，推进这些复杂的改革势必承担更大的风险，不过不改革的风险只会更大。对决策者而言，重要的是权衡资本账户开放和宏观审慎性政策，根据外部环境适时调整改革的力度和速度。

　　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不可避免地涉及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7万亿美元，与美元债务相关投资更是超过1.3万亿美元。随着美联储购债影响在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市场上逐渐淡化，美国主要的市场指标利率水平走高是必然趋势，中国持有的美债也难以摆脱减值压力。学界早有建言，鉴于中国外汇储备过于庞大，在考虑安全性的前提下，应将外储投资组合更多从流动性目标向收益性目标转移，逐渐减少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依赖。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正是外储投资思路转变的一个重要时间窗口。

　　从中国看，当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延滞的诸多改革，当随量宽退出而提速。过去数年内，大量地方政府基建项目破土动工，虽在短期内迅速稳住经济，但投资效率低下，而且资金期限严重错配，地方融资平台蕴藏着巨大的潜在债务风险。这已为审计署近日发布的政府性债务数据所证实。2013年年中以来，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快速上升，货币供给总量宽松而实体经济“缺血”严重的怪现状，一直未能改变。如果量宽退出，资本短期流出中国，这一状况很可能加剧，进而引发政府债危机深化。

　　种种问题与矛盾使得相关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下，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均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一轮改革抱有期待。倘若改革步伐赶不上这一预期，经济增速下降，加上量宽退出带来的外部压力，金融风险将陡然增加。五年来，许多改革议程让位于应急举措而一拖再拖。如今，应对量宽退出，无论如何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器。■

　　（本文为2014年1月13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2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