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那是六年前（2014年）的1月6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财新会议主管张立晖要我去参加一个panel并发言。听说厉以宁也会出席这个对于光华很重要的会。我多年不见厉先生了，想到可以在会场见到他，便答应了。因为要求的发言时间很短，又是讨论形式，我只在现场做了简单准备，又即兴发挥了几句，事后没有整理。

我本是记者出身，擅长的是反复推敲文字，对演讲和发言不在行；自2010年后，又在中大担任教职，非讲不可，也知道学术的严肃性，所以，虽然自己没有太多学养，但公开发言都会写成稿件，讲毕还要修订文字，再放到博客。惜乎，这个光华管院的发言，实在是太短太匆忙了，没有做充分的事前事后的功课，所以也没有收录。

前一时期看到网上在转我那天发言的一段录相，又有人整理成文字也在转发，其中有错别字，也有不太通顺之处，这与我语速太快有关。我思之再三，觉得还是略做文字修订，整理出来，留个记录。当然，这是六年前的想法，虽然今天有需要更新之处，但考虑到保持原貌为好，我也不对此文进行补充了。请读者指正。】

　　——2020年3月

我谈一下媒体行业。媒体天然地应当把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它要遵循这种价值观和履行社会责任，主要靠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界，大家对此比较了解，但是，在今天这个场合，需要重新讲一下这个基本认识，就是新闻不是宣传。

我刚才听到有嘉宾提到宣传两个字，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想说，新闻不是宣传，也绝不能是宣传，新闻必须有专业的机制和操守。也就是说，虽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确定义存在争议，但是，它的一些基本内涵不可否认，不可混淆。

第一，媒体必须服从公共利益；第二，媒体必须报道事实；第三，媒体作为信息流通的渠道，它要遵守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个价值标准分化得比较严重，我觉得可以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就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第四，媒体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这与第二点有关联却又不完全是一回事。第五，媒体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这样的职业人如果想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就应该坚持基本的操守和基本的价值。

关于专业规范，内容比较多，我就不一一讲了。最基本的，大家也都能听明白的，并且现在中国媒体可以努力坚持的原则有如下几项。一是不迎合原则。人对信息存在需求，但每个人的欲望有多个层次。媒体不应提供欲望中最低层次所需要的东西，而是提供他们应该知道的内容，这就是不迎合。第二，就是现场原则。在每一次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必须在现场，让记者代表公众的眼睛关注事件的进程。在路透社和汤姆森合并之后，汤姆森兄弟意识到这个现场原则的重要性，专门修改公司章程，强调在一切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记者必须在现场。第三，“防火墙原则”，媒体不能被收买，必须在内部设立一道“防火墙”，就是编辑部和经营部必须是完全隔离的，这堵墙是不可逾越的，经营部门不能对采编部门形成任何干预。当前中国的媒体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还没有真正地脱离宣传的传统；恰在此时，却不幸地陷入被收买的境地。我们遇到的压力不仅仅来自过度管制，还有财务方面的压力；我们不但看到了有偿新闻，还看到了有偿沉默，我想这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悲哀。

因此，暂不谈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媒体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必须取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由新闻记者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用专业、客观、公正的手法报道事实，让公众去判断，以维护公众的知情权。现在，在事实不完整、不清晰的情况下，公众即便花大量时间开展讨论，也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中国需要通过全社会整体的努力，利用新媒体兴起的机会，构建起适应国家现代化转型和社会治理所需要的、以新闻媒体为主体的一批稳定的、开放的、包容的、理性的平台。这样，我们就能清晰地体现媒体的追求，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实现我们的价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