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算，李箐和我同事，已经25年。

她大学毕业即当记者，当记者即干财经新闻，20年前参加《财经》杂志，10年前随我一起创办财新传媒。从记者干到名记者，而后又是编辑，副主编，一直在财经新闻领域且佳作不断。她除了新闻专业的基础教育，金融专业的研究生学业，还两次去美国“充电”，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新闻学院和北卡大学（教堂山）新闻学院进修，其间和我都有交集——前一次是2007年，我也曾在伯克利短期客座；后一次是去年，她在北卡大学做一年访学，恰逢财新在华盛顿有活动，我特请她前来聚会兼采访。在他乡而逢故知，总是很倾心很畅快，不过，以李箐做事低调、乐天知命的气派，很少谈学习或采访的艰难，也不表雄心大志。及至去年夏回国，说这次写了一本书，令我着实有点吃惊。

想她在美国一年，要照顾同时在读中学或小学的一双儿女，要上课又要研究写作，必是不易的，让我感叹李箐那平素深藏不露的刻苦。当然，我也深知其人，相信她的书必是一如既往地举重若轻，明白晓畅，立即应允作序，以求先睹为快。

数月后，拿到即将编辑出版的书稿，一气读完。我觉得写得相当好。此书基于李箐24年的财经新闻实践，也基于她在美国一年的最新观察研习，能给财经专业新闻人全景式启发，也有助于研究者对美国商业新闻近20年的发展变迁有基础性了解。徐晓是责任编辑，题书名《财经媒体写作指南》，颇为点睛。

32年前我第一次访美，有机会驾车遍访20多个州，行数个月，访数百人，每到一地都访问当地的报纸，还在美国大中小三家报纸分别实习。后来写过一本书《美国报海见闻录》，是用中国报人的眼光来看美国报纸的第一本书。这使我对彼岸的新闻业产生很大的兴趣。过去二三十年间，我也因为工作关系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结识了许多美欧主流报刊的头面人物。

不过，我当年观察和记载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于鼎盛时期的美国报业帝国。这些年，新技术革命持续，互联网覆盖，社交媒体风行，对传统报业的冲击何止是翻天覆地！新闻业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化？过去百余年形成的客观公正准则、编采流程、专业运作方式和职业道德规范这些专业主义标准，是否及如何存在？新闻业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极为令人关注。这些年虽然与国际同行有不少交流，但仍然需要获得更全面的回答。

另外，我当年只是从业四五年的《工人日报》记者，不懂经济学也不擅财经新闻。自1992年以后才跨入商业报道之门，此后又有《财经》到财新前后20年，见证和记载中国这些年的开放崛起，从国内和国外多重视角理解了经济发展和规律，更理解了新闻业角色作用，也渐窥财经新闻之堂奥。我知道美国同行是极为看重政治新闻的，但从安然事件、次贷危机之后，也注意到他们对商业新闻的反思和调整。这方面，我陆陆续读过一些文章，也和同仁们有交流，但终未有机会系统地研究和思考相关国际经验。

李箐这本书，恰恰从上述两个方面提供了答案，证实也提升了我的相关认知。

应当说，她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二，可让财经新闻界的入门者或是学生收获多多，算得上记者业务指南。对于我这样的“资深新闻人”，也不无启迪。算起来，我虽然入行较早，进入财经新闻领域的时间，却比李箐不过多了两三年。而且，她长年在证券金融领域，专业上更为精深。她的许多经验体会，没有机会与我敞开来交流过，比如说如何看财报、辨识分析师、在数据中找新闻、丰富信源等等，更何况这回在美国系统听课、研习，其系统性和理论性又大有提升。

当然，更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她通过这些介绍所表达的价值观，也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李箐在北卡大学一年的学习和交流，是在2017到2018年间，从她的记叙可以看到，虽然经历了过去20年的颠覆性冲击，美国新闻界的专业主义价值取向没有也不可能被颠覆。环境与平台都在变，新闻表达的手法也不断丰富，人们在艰难地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以支持新闻长青，但价值认知是不变的。李箐的书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讲为什么和怎么来当财经记者，讲得很细很全，既包括许多传统的基础的职业规范、原则和技巧，也包括版权保护、数据使用和社交媒体角色定位、信源使用。书中还专门讲到美国商业新闻在近年来历次市场泡沫中对自身角色的反思和调整，讲得相当切近翔实。书中的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财经新闻的ABC，是专业人经年实践的结晶。这说明，新闻是不会死的，而记者是职业也是专业。按国际同行们的说法，我们信仰新闻（we believe in journalism）。

与欧美同行相比，中国的新闻人历来更艰难。你想当个好记者，这些ABC就是你的起点；不想当，可以离开这个行业。但如果以为，这些基于价值共识的行规就真的变了，或者想改变价值想改变行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国际和中国的经验，可能有时非常惨痛，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李箐这本书读到最后几章，会觉得份量愈重了。该书八、九、十这三章，分别讲述了美国财经媒体发展中的教训警示，以及这些年新媒体冲击波面前的行业共识，均值得一读。其中有些内容，是专涉传播学理论的，我特别在此一提：

一是关于新闻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这是大众传播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认为大众传媒主要通过提供信息和议题来决定受众关注哪些事情，亦即设置公众议程。北卡罗林纳大学的唐纳德•肖（Donald Shaw）教授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不过，肖教授和他的同行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提出这一理论是在1972年。如今互联网狂飚席卷之下的媒体已经河山巨变，社交媒体们乐于强调自己是“技术公司”，但其媒体属性越来越不容置疑。

面对新形态的舆论场，当年风靡一时的议程设置理论过气了吗？李箐在北卡专门与肖教授面对面讨论了这一话题。

肖教授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其看法煞是有趣。他与麦库姆斯提出这一理论后，多年来仍在继续进行实证研究。近期，通过1997年、2008年、2012年三次对选举场景的研究，他观察到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issue）的相关度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出议程设置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转移，但是，传统媒体在为社交媒体设置议程方面仍然有强大作用。

见李箐时，肖教授正在对2016年的美国大选开展研究，当然也一直关注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治国”。他仍然认为，社交媒体带来了信息多样化的局面，而在互动过程中，传统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可颠覆的。他用量化的方法表达了这种看法：前互联网时代，议程相关度为+0.9, 目前媒体设置议程的权力被不断分散，但力量仍然很强大，“我认为理想的传统媒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议题一致性系数，大概是在+0.70至+0.75之间。”

曾多次造访中国的肖教授觉得，中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理论。信然。

二是关于“个人日报”(dailyme)。互联网按个人需求推送的新闻，倾向于迎合读者；社交媒体传播的新闻，很容易圈层化。其结果如何呢？李箐以她的体验为例，介绍了国际学者们用传播学“信息茧房”（ information cocoon）理论对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剖析：如果人们完全能够在海量信息中随意选择自己关注的话题，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个人日报”，则会导致茧房形成，失去接触和了解不同事物的机会和能力。信息过载而且迎合性发布的结果，很可能是新闻的“不均衡性消费”, 最终导致社会意见的撕裂和两极化。

互联网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聚集影响，爆炸式释放信息，又让用户自行筛选信息。社会是不是更加民主呢？美国学者对此有怀疑有担忧。特别是美国大选期间Facebook用户信息被泄露事件发生后，防止信息操纵再度成为热议话题，误传信息（misinformation）和谣言（disinformation）令人备加警觉。有学者指出，在网络时代看似更加民主和自由的表象下，其实潜藏着对民主的破坏。

更深入地论证这类问题，当然不是一本小书几个篇章可以容纳的。不过，李箐这本研习财经新闻的著述，能够走入政治学的范畴，触及这些新媒体时代传播学的重要理论问题，让读者有所知有所思，让识者去讨论去探究，我以为是很漂亮的“豹尾”了。

祝贺李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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