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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继续告急,特别是日环比和三日环比双位数上升,令人忧心如焚。
按钟南山等专家的分析,最近一周到十天是高峰期,以目前之举措,此后疫情有望逐步下行。惟愿如此。毕竟自今年1月下旬始,全国已经一级响应,早发现早隔离,疫情信息也相当公开。
当初SARS于2003年1月在广东发生,传染力惊人,情况已经相当凶险,但国内其他地区知之有限。直至4月1日张文康上电视发出警告,仍未如实公布疫情。真正的全面动员,其实是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去职之后。最终至6月,中国战胜了SARS。
这场艰难的防疫战,有许多血的教训,医护人员大批感染即为其一。按后来公布的数字,全国SARS病患4698例,医务人员占到两成,令人痛心疾首。
忆起17年前的北京,宛如昨日,惊心动魄。当时北京是疫区,而有几个医院因为医务人员大批被感染,成了交叉感染中心,一度被迫“封院”。外界对此过程知之难详。在2003年5月疫情略缓、防治有序之后,我曾和记者们一起对北京一批医院深入采访,接触许多当事人,基本弄清了事件全过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基于当年采访,简记如下。
“特控疾病”
众所周知,北京的第一例感染发生在军队的301医院,是山西的一位26岁的于姓患者。SARS极为凶猛,在301发生大批交叉感染之后,至迟到8日,北京市卫生局已对做出非典(SARS)防疫部署。因为3月9日,北京急救中心就已经接受了SARS病人的转运任务。
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前后,这一切都是秘密,许多医院一无所知。噩运首先落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附属医院头上。
3月16日上午,来自香港的一位70多岁的李姓病人到东直门医院就诊,症状是发热并伴有呼吸急促。得知病人何来,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推测,患者可能是报上提过的广东的“非典型性肺炎”。医院立即报告了北京疾控中心,却被要求“保密再保密”。医生们仅知道,这是北京的第二例;但没有人告诉他们,第一例于某,全家八口一起在北京住院,而且放倒了301医院一批医生。
此病在当时被规定为“特控疾病”。治疗的第一要求就是“执行保密纪律”。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医院打电话到广东中山三院病房,几天后才辗转获得一份广东防治非典手册。由于没有任何充分防护准备,最初只用一次性防护口罩。经北京CDC提醒,医院紧急购买了100多个12层纱布的防护口罩和60件隔离衣。防目镜一时买不到,从牙科调配了10副。
李姓病人于20日去世。参加抢救他的医护人员中,先后有11人感染。
东直门医院18日发现第一个医务人员被传染之后,就辟出一栋小楼,作为隔离病房留观发烧病人。确诊后,再送往北京专治呼吸性传染病的佑安医院(而佑安医院在3月11日已经专门开辟了SARS病房)。3月22日,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关闭三天,紧急消毒。
不过,噩运远远没有结束。李姓病人的亲属也感染了非典,在另一处住院,故遗体无人处理,在医院停放了20多天。与此同时,医院收治的一名糖尿病坏疽住院老年患者,又出现肺部症状,于4月12日去世。因为接触史不清楚,其抢救过程没有隔离,导致12名医务人员倒下,8人后来成为危重病人。
第一个接诊李姓患者的刘清泉医生也病倒了。刘医生在发现传染病人后只回家换过两次衣服,其手术痊愈不久的妻子也只戴着口罩来医院送过两次粥,但她也被击中了。
刘医生夫妻后来相继住进佑安医院。刘清泉住进医院,还曾帮着救治。他的妻子抢救无效去世了,死前二人用纸笔交流,他妻子说:“你以后要继续干呼吸科,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我记得是记者楼夷和赵小剑采访了刘清泉。回来谈及此事,两个年轻记者都是泪流满面。
东直门医院此次共确诊55名非典患者,其中34人是医务人员,死亡5人,其中有2名医务人员。
有一位医生去世时只有35岁,名叫段力军。
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去职,非典疫情全面公开。4月下旬,北京市决定对东直门医院“封院”。全院隔离直到5月15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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