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高大的舒瓦洛夫从办公室迎出来与我们握手。这位43岁的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说流利的英语，接触我们这样的外国记者时显得随和自如。他说这是第一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而且除上次去新加坡，从未接受过外国记者采访。我们从俄式习惯直称父名，说：“你好，伊格尔·伊凡诺维奇。”他笑了，说“你们叫我伊格尔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他里间办公室的一个长条桌对坐，交谈便开始了。新闻秘书亚历山大在旁，没有录音，甚至没有做记录。

舒瓦洛夫1967年出生在俄罗斯马加丹州，一处靠近白令海峡的荒僻所在。他早年当过实验室工人，士兵，80年代末入莫斯大科大学并于1993年从法学专业毕业。90年代是苏联到俄罗斯急剧转变期，舒瓦洛夫先在俄罗斯外交部法律部门工作，后来到私人公司当律师。1997年被聘为俄罗斯国资委联邦财产登记部门的负责人，后来很快升任国资委主席。他2000年成为内阁部长，三年后成为总统普京的助手。2008年5月，普京从总统而又出任总理，他出任第一副总理，时年41岁。

我问过俄罗斯朋友伊凡，为什么普京要选舒瓦洛夫做助手。他说普京选的人都是说不出原因的人。(曾有朋友告诉我，伊丹的父亲在苏俄时期曾经当过普京的上司，我问及此事，伊凡坚决否认，声音也一下压得很低。)

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的政治家一样，舒瓦洛夫很以自己的法律背景自豪，他的官方简历直称自己是律师。谈起俄罗斯这些年的发展，他并不自得，只说“过去15年里主要是生存，我们伴随着苏联时期遗留的困难生存下来。苏联于1991年解体，但直到1993年叶利钦总统和议会发生冲突，并于12月施行俄罗斯新宪法。从那时起，我们才开始考虑建设新俄国。1996年，叶利钦再度当选总统。叶利钦甚至在第一轮选举中票数不够，在第二轮中才获胜。那个时期，我们从苏联政体转换到新体制，试着树立民主原则，尝试实行真正的分权体制，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三分。这之后，真正的苦难才逐步消失”。

经历过极大的苦难之后,俄罗斯在1999年至2008年十年间，平均经济年增长率达到7%，股市总市值增加2倍，居民实际工资收入增长3倍，失业率从12.9%下降到6.3%，贫困率也从29%下降到13%。虽然整个国家贫富两极差距在加大，但中等收入人群从占总人口8%增至三分之一强。

尽管如此，我们接触的俄官产学界人士对已有发展并不觉得满意，交谈中可以感到对未来的困惑。所谓的“资源陷阱”“荷兰病”的说法一直萦绕着俄罗斯的经济决策圈。

苦难消失了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仍然面对着充满争议的俄罗斯。只是在舒瓦洛夫这里，你看不到太多的自诩却能看到自信。这是俄罗斯式的自信。

舒瓦洛夫的办公室在白宫，一座六层的白色长方形建筑。这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式建筑曾经是俄罗斯人代会和最高苏维埃的所在地。在1991年8月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未遂政变中，叶列钦就是站在白宫前的坦克车上发表了反对政变的演讲。而在1993年10月，听命于叶利钦的军队也是在这里与俄罗斯国家议会对峙，最终以流血方式获胜。

“十月事件”后经过修缮的白宫，如今是俄罗斯政府办公所在。经白宫前的警岗，进大楼上电梯至六层，再从东侧楼梯步行到五层东端，就是两间政府首脑的办公室——总理普京和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各据其一。

舒瓦洛夫办公室有一个可容20人开会的长条会议桌，一张写字台，剩余的空间并不很多。在讲究装饰的俄罗斯，他的办公室属于简朴的一类，灯饰、家具都相当普通，一片白墙，仅会议桌对面的侧墙上有张小尺寸的普京画像。

 　俄罗斯商界朋友安德烈对我们说，采访舒瓦洛夫就对了，他懂经济，是俄罗斯“事实上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还介绍说，虽然官居副总理，舒瓦洛夫不是政治家，而是技术官僚。一些西方观察家则评价舒瓦洛夫“非常自由派”，是俄罗斯一系列自由化政策的推进人。

当然，自由化势必充满艰辛，而且并不一定总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在俄罗斯从事金融业的西方投资银行家詹宁斯（Stephen Jennings）就跟我们说:“对一个有着1000年专制历史的国家而言，新的价值必须从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兴起，而缺乏市民社会传统的现实意味着新的价值体系发展不会很快，这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多长的时间呢？詹宁斯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等待了18年。

(相关采访及评论分析等一组文章,将发表于9月号<中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