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处内幕交易，监管部门要克服三重困难：法治基础建设薄弱，稽查力量不足，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障碍

连续发生的事件表明，内幕交易已构成对资本市场监管者、对全社会公序良俗的公然挑战。监管层应当迎难而上，加大稽查力度，把工作重心从调控市场行情转移到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上来。

近日，两条新闻震惊了中国资本市场。6月6日，中信证券分析师张明芳在多个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丽珠集团（000513.SZ）尚未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相关信息。6月9日，苏宁云商（002024.SZ）副总裁李斌在认证微博上暗示有重大未公开信息。两只股票均应声大涨。事后，深交所宣布对张明芳展开调查，中信证券也宣布其停职。而李斌则以“提前抖个包袱”笑言自己的行为，至今未见监管层对其采取措施。张明芳事件是典型的内幕信息泄露案件，市场人士也强烈质疑李斌的行为。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市场对张李二人释放的信息均有清晰的理解、一致的反应。两起事件线索明确，定性并不困难。

2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除了具有“政策市”的鲜明特征，一直被冠以“消息市”。传言满天飞，就连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财务数据，也能在正式公布前在一些圈子里寻得大概。传言的源头则是内幕信息。不少内部人士利用提前知晓的信息渔肉中小投资者。13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甚至还不如赌场。”时至今日，局面并无好转，反而变本加厉，花样翻新。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互联网成为散布真实或虚假内幕信息的主要平台。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几无幸免，内幕信息知情人往往借此在圈内博得大名。

对内幕交易的危害决不能等闲视之。它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平正义，败坏了市场的风气。各类投资者不是比拼调查能力、研究水平，而是以率先猎取内幕消息为傲。价值投资形同画饼。许多中小投资者不得不心灰意冷地离场。中国股市长期低迷，泛滥的内幕交易难辞其咎。它常常与贪腐行为互为表里。进而言之，它使得中国在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变得充满变数。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内幕交易，监管层鲜有介入，原因是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股价发生异动，并伴随有内幕信息传播时，监管层有理由推断其中存在内幕交易，然而，查实一宗案件并非推断那么容易，需排查大量数据。如何把内幕信息与内幕交易证据确凿地联系起来则是最大难点。但是，在中国法律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监管层求证难，投资人自证也难。多年来，因内幕交易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审判的市场参与者屈指可数。
　　由于监管失效，市场愈发纵容此类恶行，从“恶”变为“小恶”，甚至“不恶”，并成为各路机构吸引眼球和资金的法宝。张明芳事件后，某“股吧”竟然设定“支持张明芳，希望这样有良知的分析师越多越好”的主题，足见在中国股市中，是非颠倒已到何种地步。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需要监管部门及时释放出誓与内幕交易斗争到底的明确信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中国证监会的三大使命，防范和惩治内幕交易与此三者均息息相关，监管层有法定责任迎难而上。

当前，查处内幕交易，监管部门主要面临三重困难：法治基础建设薄弱，稽查力量不足，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证券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做出明确阐释，但对于内幕信息的界定却仍嫌宽泛，有关法规对内部人员范围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此类案件涉及的主体和账户数量多、分布广，查证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但是，与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相比，中国证券稽查力量严重不足。查处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还需有其他部门的配合，需战胜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应在更高层面、通过更大范围的改革求得解决。

2009年以来，监管部门积累了更丰富的交易数据，数据挖掘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失信违法的案件线索。此前，监管层在打击公募基金“老鼠仓”行为上，表现出对老鼠仓“从重从快”、执法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坚决态度。公众盼望，这一态度能尽快在查处内幕交易上展现。在具体制度上，可完善之处甚多。有不少专家提出可借鉴国外的和解制度，被调查者接受监管部门的执行措施，但既不承认也不反驳相关指控。这种办法既能提高监管实效，又能产生惩戒效应，值得引入中国。

惩治内幕交易本是全球难题，这一不法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又格外猖獗。诚信教育已不足以遏制这一势头，必须施以高压。监管权威是通过一件件具体案例树立起来的。市场内外正密切关注着近来事态的发展，监管者欲树立“为官有为”的形象，正此时也。■

（本文为2014年6月16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23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