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路线需要支付高昂成本,终将损伤国家的长远发展。民主、法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一国长治久安之策
强人的逝去,往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上周,执政14年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去世。未来,其政治遗产仍将具有标本意义,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要和民众反思。 |
应当承认,执政长达14年的查氏拥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十多年间的四次选举和五次公投,他仅仅失利一次,可为明证。其执政纲领冠之以“21世纪的社会主义”,杂糅了多种思潮,其实质则在于以底层民众代言人自居,将社会分为穷人与寡头两极,极端强调社会底层的利益。在这里,左翼为表,民粹为里。他以委内瑞拉巨量石油储量作后盾,推出多个社会项目(social program),为中下层民众提供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在国际舞台,他则以一名“反美斗士”的面目出现。他善用大众媒体等平台,演讲富有感染力。在他身上,具备了一名民粹领导人的所有素质和条件。(参见本刊“逝者”栏目“改写委内瑞拉的历史”)
现代民粹主义起源于俄国,发展于北美,但盛行于拉美。即使是在21世纪初年,拉美亦普遍面临左翼民粹倾向,被称为“粉色潮流(Pink Tide)”,以反全球化、经济自由化和提振民生为标志,却也有别于红色的社会主义,如古巴。时异势殊,近几年,这一潮流出现调整和转向,许多拉美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逐步稳定,经济政策不再敌视外国投资,不再主张大规模国有化,而是走私有化和市场化道路,同时注重民生,典型为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发展势头良好。而委内瑞拉仍然沿袭旧路。
中国学者俞可平曾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验诸委内瑞拉,可知这些论述十分精辟。
查氏以革命者自居,在外反对强权,在内代表平民,但他歧视富人,不相信自由贸易,更不愿意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他的 “石油社会主义”,“把能国有化的企业全国有化”,虽然在短期获得充足的财政资金,但长期投资不足,生产下滑,GDP增幅随油价而起落。此外,垄断极易滋生腐败,降低效率,是为“资源诅咒”。在过去十多年间,委内瑞拉严重忽视了对创造财富能力的培养和健康市场的培育,后果已经显现。
民主选举产生的查维斯,后来被反对者斥为“独裁者”。查维斯通过修宪取消两院,使权力向总统集中,其统治工具主要有三:听话的单一议会、国有的石油资源和忠实的军队。委内瑞拉仍延续了基本民主形式,有反对党,也有较完备的选举程序,有可以直率批评当局的媒体,还可举行游行示威,但因其专权化政治架构,削弱司法、剥夺央行独立性、修改宪法取消总统连任限制、媒体管制等日趋严重,,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已经走向民粹式威权主义。
拉美民粹运动的经济教训具有全球性意义,又因中国重庆“薄熙来”事件发生,更具有比照和警示意义。显然,民粹路线需要支付高昂成本,终将损伤国家的长远发展。民主、法治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才是一国长治久安之策。石油,如同“打黑”,买不来永久的人心和稳定。
收入不公、官员贪腐、社会阶层固化是民粹运动最适宜的温床。那些声称“人民代表”的政客,如果以“阶级对立”的姿态谴责不公,就容易赢得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又以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最易得手。此辈政客擅于描绘“看上去很美”的图景。在短期狂欢中,民粹政策隐含的长期和实质的危害被严重忽视,及至觉醒为时已晚。
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民主、法治传统稀薄,人治特征突出的国家,民粹主义更易于滋长。其后果,在近年来的中国重庆较他处表现得更为典型和负面。当政者利用仇官仇富情绪,繁衍“阶级斗争为纲”的变种,撕开社会原有的裂纹。操弄民意者充满伪善,因为主其事者正是权势熏天的官员、浮华聚敛的家庭。究其实,蛊惑者只会抽象地、整体性地把“老百姓”捧上天,却蔑视一个个具体公民的基本权利,随意把他们抓去劳教、关押、刑讯逼供。
查韦斯的过世,使一个石油大国的强人故事戛然而止,委内瑞拉总会逐步回归正常社会。在地球的另一端,“重庆事件”发生已整整一年。惊心动魄的现实使得查氏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将是悠长的,也是别具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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