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书明天下厂，将进入财新“思享家丛书”。先连载前言，请享友先睹为快）

这本书，记载了25年前一名中国新闻记者眼里的美国报纸界。

一

1987年6月，我获得了一个很宝贵的机会，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参加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又译世界新闻学院）”组织的青年国际记者旅行采访活动。

那是中国人正陆续迈出国界的年月。从80年代初，名作家们和涉外资深记者们就已经有机会到美国各地访问，然后用优美精准的文字，俯拾皆是地将从衣食住行到人际交往的各种新鲜感受写出来，让绝大多数没有护照、也没有机会接触外部世界的人看到彼岸的万花筒。记得当时对美国写得比较全面深入的一本书，作者是外文局的专家王作民， 写的是这位40年代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重返美国后的纪实，书名就叫《美国万花筒》。

我出去的机会稍晚，也有些特别。因为我是记者，而此次美国行，是一次涉及面极广的“强化”采访。除了最初的三周主要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大学里听课，其余的四个多月几乎都是在汽车轮子上度过的。我们一行十名国际记者自驾两辆中型吉普车一路行走，从中西部到西海岸，再从南部到东海岸，最后经底特律回到圣保罗，前后走了25个州，晤谈了400多人，话题从美国的政治、经济、新闻舆论、科技到黑人贫民区、女权、非法移民，以及艾滋病、同性恋，无所不包，可谓地地道道的“面面观”了。

走前，我拿着美方寄来的厚厚一本项目日程及背景，请教几年来我一直尊为师长的刘宾雁，此行可以写些什么。刘宾雁说：“你出去以后会看什么都新鲜，但现在已经不是看到一个塑料垃圾袋、碰见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可以写篇文章的时候了。最好集中到一个专题。选个你比较熟悉也有兴趣的领域，可以事前做准备，事后再做些研究，写得稍微深一些。”他还举了作家郑义的例子，他写监狱。

我明白了，觉得我可以集中写写美国的报纸。这缘由，部分地是由于我在人民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就对美国新闻史感兴趣，毕业四五年来也一直有涉猎，兴趣甚浓；部分地是由于我当时身为从事中文报纸国内报道的记者，特别强烈地感到千千万万国内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了解美国这个报业帝国的状况，需要知道彼岸同行的生活与工作情形，以及在那个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国度，每一家报纸究竟是什么样子，如何运作。

那是在没有互联网，而且境外报纸极为罕见的年月。国内的报纸都是党报机关报，数量不多，清一色地每日四至六版，极少数特大报有六至八版。绝大多数报纸没有国际新闻部，没有国际新闻自编（莫说自采）稿件。当然，从事国内新闻的编辑记者普遍不懂外文，也并不接触境外报纸。

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变革的阀门已经打开，万象更新，思潮澎湃。北京新闻界的同行中，一些有志有识的中年和青年人都与我有些交往，他们个个意气风发、胸有宏图，相信自己于中国新闻发展、报业变革使命在肩。但他们对这个世界上同业的状况并不知晓。中国新闻业和这个世界还非常远。

二

当时，中国没有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当代美国新闻业运作的中文书籍。

1982年在人民大学写毕业论文，我的题目是“从里根遇刺看纽约时报突发事件报道”，指导教师为国内研究美国新闻史的权威人士张隆栋教授。毕业后，我仍是与张老师来往较多的学生。纵有张老师指导加上我的始终关注，那时国内看到的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实在是屈指可数，主要是译作，均系美国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传播学者对美国报纸的批判反思；还有一两本小册子由国内专家写就，在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氛中，对美国新闻界做概括介绍，提供一些基本数据。

那是中国打开国门的最初几年。舆论广泛地承认中国应当向世界学习，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社会的分野并非无处不在；相反，两者在许多领域存在共性。处于前者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当也可以学习、接受、采纳和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经验。

不过新闻是个例外。因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新闻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均为各自的统治服务，所以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新闻业仍有鸿沟为界。虽然我的毕业论文深得张老师肯定，但最后系里评分只给了“良”，因为主要用了定量分析却没有“阶级分析”；虽然毕业后我成了张老师家中常客，但这位40年代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高材生只要聊起专业，话就很少。很自然，当时的中国国内新闻业中人对国外同行、同业完全是陌生的。

当然，改革开放在推进中，中国新闻业的大门也在缓缓开启。至少在我写毕业论文的80年代初，凭一张学生证，已经可以在北京图书馆老馆查阅纽约时报；还记得是1986年，“大众传播学”这个概念得到官方认可，进入中国新闻教育研究领域。

同样始于80年代，重返新闻舞台的老一代共产党报人在不断反思文革教训的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党报“人民性”为上的主张，而且鼓励我们这些新入行的记者们践行说真话原则；也是在1986年，中国的绝大数党报已经陆续明确为脱离机关系列、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现一批行业报和经济类报纸。

那时方方面面在谈改革，没有人否认新闻也要改革。我是工人日报的普通记者，毕业后先在时政部当采编合一式的记者，后来到厦门记者站建站驻扎。我一心想当名记者，希望多写东西，干劲十足但也经常茫然。我想，去美国采访无论如何是个大机会，要写大东西，而写美国报业正可为自己、为同行开启一扇认知的窗户。要写书！我跃跃欲试。

从美国东道主事先寄来的采访日程表上，我也意识到写一本关于美国报纸的书完全是可能的。世界新闻研究所为我们安排了在大、中、小三类报纸（或其他新闻机构）的三次实习考察，每次不少于一周时间；而在美国各大城市旅行时，采访当地主要报纸也是重点项目。和我共同参加这次活动的其余九名记者，分别来自日本、匈牙利、挪威、西德、埃及、加纳、南非、巴西和澳大利亚，年龄均在30岁上下。他们都是自己国家著名大报、周刊或通讯社的杰出记者。我想到，他们对有“报纸帝国”之称的美国报界不可能没有兴趣，这或许也能成为我的书中很有价值的素材。

我还读了国内可以找到的几本有关美国报刊的书，包括一本英文书；并且在听取了首都报界一些前辈和同仁的意见之后，写出了采访提纲。我比较明确地想到，我的书不应过于严肃和深奥，成为纯学术分析性专著；我要把我的观感和我所获得的关于美国报纸现状和历史的信息传递给和我一样的读者们。这本书应当主要是一部新闻作品：生动可读，客观准确，信息充足，并且给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书名，我想就叫“美国报海见闻录”。

世界新闻研究所的活动定于1987年6月6日报到。我赴上海，经东京，转道纽约，于6月5日到达该所所在地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从此，开始了我职业生涯中最紧张繁忙的五个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