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紧要的是记取邓小平当年的告诫：“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改革成为媒体和理论界热议的话题。与以往重点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不同，近来的主流舆论多次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改革的主张，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更是引人注目。可以预计，未来深水区的改革将会全方位推进，那些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交集的改革，可能因其重大且不可回避而成为重心；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仍会坚持审慎原则，但决心、力度会大为增强，在加强法治、增加透明度、提升公民参与度等方面，会有实质性步骤。

社会各界对全方位改革如此关注，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阶段和形势有关，特别是与公众对未来十年的高度关切有关。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改革不仅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民的自我认知及精神风貌。中国已经与全球经济体系深度融合。这种近代以来未曾出现过的新形势，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以往支持中国创造奇迹的各项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需要改革深化，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难点正与政治、文化与社会领域的问题相交织；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带来挑战。加速全方位改革必然地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本来就是从经济领域，主要是从农村改革寻找突破口，对社会和国家实施深刻、全面的改革，其中，政治体制改革处于关键地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改革的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一弊端被看作造成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极“左”路线长期盛行，最终导致“文革”浩劫的根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早期被描述为“分权式改革”，所面对的也是相似的局面。1987年7月1日，中共十三大前夕，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足见当时推进改革时对“经济和政治双平衡”（道格拉斯·诺斯语）的着力把握。

应当承认，由于各种原因，在改革过程中，相比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相对滞后，成为中国全面改革总格局中的短板，文化、社会改革也因此难以深入。

经济改革本身，无法与政治改革相切割。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国有垄断企业非正常膨胀，都在影响市场运行、压制竞争的同时，使寻租泛滥，腐败盛行。现代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度性约束，但它未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同步建立起来，结果，全面改革的设计者担忧的前景变成了现实，有些甚至超出了他们当时的想象。缺少制度约束的公权力，在社会肌体上冲撞出道道裂纹，极易分化政治共识，加深社会分歧，拉大收入差距，激化官民对立。公众对于社会的极端化和碎片化深感忧虑。薄熙来事件的爆发充分说明，如果不能够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成果确有得而复失的危险。

未来深水区的经济改革也与政治改革直接相关。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人们对社会公正格外关注，对收入差距异常敏感。诸多社会怨怼与之相关。据此可知财税体制改革已时不我待。而财税体制改革直接牵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牵涉集权与分权，牵涉预算公开与透明，牵涉公共选择过程，实际上是政治、经济的双维度的改革。改革的成败，更多地系于政治向度。

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也是一例。城市化是中国的未来。但是，造成目前的“半城市化”状态的直接原因是户籍制度，而户口壁垒无法消除的根源是福利体系的割裂状态。当前，建立统一的、可持续的、异地可接续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社会管理改革的迫切需要。因社会保障改革同样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事实上又增添了政治维度，实为三维度改革。

目前，全面改革进入了需要大胆闯关的攻坚阶段，最大难关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在过去十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以局部试点、渐进推行的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也处在渐进变革与试点先行的过程中。目前，支持全面改革的舆论氛围已经初步酿成，改革条件也已基本成熟。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执政者对全面改革的风险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政治改革突破口已经有了基本的选择。

未来全方位地深化改革，是一项伟大而又充满风险的任务，需要踏实推进。目前，无论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社会公众中，政治浪漫主义都没有多大市场，稳步推进、慎选切口的意识占据了主流。在改革准备阶段，除了舆论先行，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周密设计，这一点也已为决策层所认同。

这一切，为未来全面改革的推进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只要朝野一致，精心规划，慎重操作，渐进推动，就一定能够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跨过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隘。最紧要的是记取邓小平当年的告诫：“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