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有增长模式稍加改头换面便继续大行其道，关键还是这种模式有坚实的体制基础，决非学学文件、喊喊口号就可以改变

近期以来，基于“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判断，“稳增长”成为政策主基调，围绕宏观经济政策的多方博弈进入新阶段。问题从要不要采取刺激措施，转变为如何刺激、刺激到何种程度，才能确保经济达到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态势，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经济界人士普遍对于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抱有警惕，中央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颇为节制；二是强调了改革，要求把“稳增长”同抓改革联系起来。这一政策基调，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

但是，在近期各地出台的经济刺激举措中，却呈现出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上大项目、抓大工程上，试图通过令人震撼的“大手笔”，实现投资增长和经济提速。为实现目标，他们以极大热情继续推进以国有投资集团为依托的地方融资平台建设。目前，对各省公布的刺激计划总规模有不同估算，低至7万亿元，高达15万亿元，远超2008年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

在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中，这些地方政府离开市场化改革方向，试图扮演经济结构塑造者的角色。有地方在宣传发展规划时，堂而皇之地绘制出以火箭为造型的示意图，箭体标明：政府是“发动机”，市场是“助推器”，技术创新是“加速器”。这种“政府主导、一飞冲天”的发展思路颇具典型性，正是旧有经济发展方式的形象展示。

秉承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战略方针，并且在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以来获得广泛共识。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之时，一些地方却以新的发展观为名，对粗放型增长模式加以包装，使其借势大行其道。他们将“提高产业集中度”称为发展方式转变，进而在政府强力干预下关停整顿中小企业，将资源集中于大项目、大企业；以提高所谓“控制力”为目的，由政府推动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大项目，在相关产业内部形成产业链，进而排斥竞争，阻止民营资本进入。当前，这些做法有被各地竞相效仿的趋势，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势必导致产业结构恶化、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和债务风险。

在一些官员眼中，科学发展观好看不好用，见效太慢。他们也赞成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但知道技术进步非一日之功；他们也赞成加强竞争、优化结构，但觉得竞争性行业利润率低，企业规模不容易迅速扩大。求快、求大和“等不及”的心态，使他们离不开粗放增长的老办法，热衷于以科学发展观的新瓶，装“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旧酒。其结果，必然与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愈行愈远。

旧有增长模式稍加改头换面便继续大行其道，关键还是这种模式有坚实的体制基础，决非学学文件、喊喊口号就可以改变。政府长期以来掌控过多的资源，依靠高投资、大项目驱动经济增长已成惯性，由强政府主导经济决策更有利益支撑。在此机制下，政府官员们的“经济账”，往往要服从于“政治账”和“个人升迁账”。一个官员要在短短三五年任期内做出看得见的成绩，市场主导确实太慢。而政府主导则能以最快的速度选择政策工具，强行实现短期目标。这些人未必不清楚政府主导决策违背经济规律，会扭曲市场，成本高昂，但是，从官员个人的经济理性看，这却是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选择。

政府强有力的干预，短期内可收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是，在本应由市场做出选择的领域人为干扰要素流动，其结果必然是增长绩效低下，歧视无所不在，寻租腐败猖獗，社会和生态承受力均接近极限，进一步发展的代价高昂。当前群体事件多发和生态灾难屡现，正是旧有模式支持下畸形发展的恶果和更大危机的前兆。

因此，在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时，有必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关键是加快政府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打下有效支持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如果沉湎于旧体制创造的种种炫目“奇迹”，中国有可能在错失机遇后深陷危机，在未来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此文原载2012年9月3日财新《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