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放弃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努力，但必须明确改革并非针对市场起伏的权宜之计，而是旨在完善分税制、调整税费结构的长久之计；必须明确改革不会匆忙行事，需要在新形势下创造充分的条件来推进。开征房地产税应为民主财政的支点

一场有关房产税的乌龙事件，将这一事关全国居民切身利益的话题再次激活。

近日，国土资源部官网称湖南、湖北将开征房产税。这条消息虽然被迅速撤下，两地也匆忙澄清，但对房产税扩大试点的议论却挥之不去。中央财税部门从未回应和解释此类传言，亦加剧了此事的神秘色彩。

征收房地产税是关乎全局的既定改革任务，也是非常复杂、技术性很强的政策举措。目前，中央政府对于是项改革何时推出、如何推出并无清晰主张，而公众对房地产税本身也存有种种误解。回避不是办法，现在到了需要正本清源、理清改革方略的时候。

对居民住房征税，源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即“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这一决定包含如下具体内容：完善分税制，将房地产税作为地方税，成为级次较低的地方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以“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负、增加保有环节税负”为目标，整合简化税种，将房屋和土地合并征税，将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房地产税，取消土地增值税；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房地产税按评估值征收；开征房地产税后，不提高总体税负水平。

此后，相关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再次系统研究了国外房地产税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包括以纳税人拥有的全部房地产为征税对象，免征额和税率的设计结果要大体符合“二八分担”原则（即80%的税收来自20%的纳税主体，依据是“量能负担原则”），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至2006年，关于中国房地产税改革的方向、框架、原则已基本形成。

然而，研究归研究，中央政府关于征收房地产税的改革实施方案一直没有出台。原因很反讽。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05年之后价格上扬，土地收入的高速增长，使地方政府失去了推动房地产税改革的动力；而中央政府为应付局面频频调控，房地产交易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全面提高，其着力方向，也与“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负、增加保有环节税负”的改革目标越来越远。

政府的短期行为相互作用，延误了长远制度建设。房价并没有“调控”下去，却推高了房地产整体税负水平，使对居民保有环节征税的改革变得更为艰难。2011年1月重庆、上海两地推出的房产税试点虽有积极意义，仍是以现有房产税为基础的扩大征税，对整体房地产税改革的制度贡献极为有限。

房地产税改革的推出，关乎调整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抑制投机和奢侈性住房消费、调节收入差距的全局。但错失时机、弯路重重之后，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当前，不应放弃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的努力，但必须明确改革并非针对市场起伏的权宜之计，而是旨在完善分税制、调整税费结构的长久之计；必须明确改革不会匆忙行事，需要在新形势下创造充分的条件来推进。本届政府时间已经不多，但应尽其努力，为未来的改革创造条件。下届政府在“接棒”后，应尽快筹划全方位的改革策略，并就此公众关心的重要改革事项给出时间表。

在今天的中国，公众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社会价值日趋多元，而房地产税是向居民存量财产征税，更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相配套。在是项改革推进中，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预算制度、改进社会管理，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房地产税应在“税收法定”原则下，交由立法机关主导推进，不能再沿用过去制定行政法规即开始征税的做法。政府主管部门应围绕房地产税向谁征、征多少、免征范围和额度等细节，精心设计方案，贯彻“不提高总体税负水平”及“二八分担”等原则。方案讨论应有公开透明的程序，保证公众参与，最终由立法机关通过实施。

此外，政府预算制度必须改革。房地产税是受益税，税收收入归基层政府，支出也要用于当地居民。政府提供哪些公共服务，提供多少，均需由公共选择过程决定；对其绩效，也应接受公共评价和考核。这一切，都牵涉到通过预算制度改革赋予立法机关和公众发言权。

再次，启动房地产税的同时，应当取消住房建造和交易时的税费，并由政府承担起需为新建小区配建相应公共设施等费用。这些举措在本质上是让政府更多地承担本该履行的公共服务职能。

伴随着上述转变，开征房地产税可获得合法性与民意基础，进而激发居民参与和监督本地政府预算安排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基本配套，还需要行政系统以统一、高效的努力，建立统一的房地产信息系统、房地产评估体系。在改革推进中，随着对居民房产征税的范围和房地产税收入比重的提高，公众参与预算决策的动力也会随之上升，政府花钱合规合法将成为最低要求。

在一个开放社会，公民有权利以某种方式选定公共品和服务的规模，特定的财政制度对政府和公民的行为方式也将产生深刻影响。有此意识，则下届政府建设民主财政，可以征收房地产税作为有力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