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2009年8月初，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凡五十余人，在青岛聚首。蓝天碧海之间，抚今追昔，无远弗届。很自然，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知道他七年前患了癌症，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抗争，似乎还好。

大家突然沉寂了。真的还好吗？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我们商定来年再聚；还商定，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看望善炬。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一人写一段话，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

果然，未几就有噩耗传来。8月24日，张善炬与世长辞。那天，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贴：“各位同学，现在，下午四点刚过，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向善炬安详鞠躬，默哀。”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即起即行。

同窗情深，自不待言。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思念之甚，关爱之殷，痛惜之切，又岂是一个“同窗情深”可以说尽!

一

新闻系，文人齐聚。1978那一年，全系两个班计70人，最年长者31岁，最年幼者16岁。在学习期间朝夕相处，同学们乐则乐矣，亲则亲矣，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写作至上，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文人相轻就是常态。写作基础课上，小说、散文写出来；新闻采访课中，消息、通讯拿出来；然后是编辑训练，拼标题制作；再是评论写作，比文字激扬……一时间，在我们那里，没有谁真的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

不过，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第一支笔”，其作文、作业争相传阅。这就是张善炬。善炬来自贵州，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低调寡言，不争风更不炫耀。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一篇作文，题为“建议取消言论禁区”。

大学二年级时，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

那是1979年秋，北京“民主墙”民众运动走到尽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11月作出取缔“西单墙”的决定。“民主墙”始现于1978年秋冬，曾经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一时间轰轰烈烈，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一排两米高、百米长的大字报墙即为标志。那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改革开放的前夜，申讨冤假错案、呼吁民主是其主要内容。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几乎每晚都从海淀校区骑车四五十分钟，去西单看墙议墙，对墙后来的命运便也关心之至。

11月底某日，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谏‘拆墙’书”，署名“长工”。文章不很长，仿秦相李斯早年的“谏遂客书”写成，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高处立论，宽处行文，很具说理性。

文章先是坦言：“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进而激辩：“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再有劝喻，列举古人先例后论道：“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结语恳切陈情：“诸位立法委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属舍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长工”，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文章引起轰动，被同学们当场点评“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当然，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后的墙上取了下来。

12月6日，就在善炬著文吁请“万望三思”之后不足一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整个事件中，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善炬从来没透露过半丝悔意或是愤怼，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勤学苦思。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了全国好通讯二等奖。

二

按今天的标准，无论是内部墙报、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都让人无法想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善炬一篇教室墙报劝谏的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

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也并没有想到。

记忆中，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他1982年毕业后回贵州，分配在贵州日报。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竟是因那篇文章改变了命运。

那是2006年3月，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甘老师告诉善炬：“别离多年，常想到你，如果不是当时‘左派’干扰，我是力主留下你的，如果真留下，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不过有这二十年的锻炼，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不过优秀如善炬，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惋惜。后来，至少在80年代，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成就斐然，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有了如甘老师所说的那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喜。

80年代的贵州日报锐意进取，总编辑刘学洙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识之用之。短短八年，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

80年代的贵州，出过两位省委书记，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是1983年至1985年7月的朱厚泽，其二是1985年7月到1988年12月的胡锦涛。善炬有楼台近水，亦不负机会眷顾。他采访朱、胡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传播国中。

纵如此，学生时代的“谏‘拆墙’书”，还在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阴影。

据刘学洙后来回忆，1988年，贵州日报决定起用张善炬，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正待上报省委之时，报社接获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一信，强调张“文字水平较高，但思想上需要提高”，“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云云。随信附有“谏‘拆墙’书”抄件。由于此函件，善炬进入编委会未获批准。

后来，刘学洙查看善炬所有档案资料，写出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为他再行申报。省委终于正式批复，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编委。（见下页）

三

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他当上编委后不久，中国步入风急雨骤的1989年。那年他40岁，铁定的贵州日报“第三梯队”成员，前途无量。是夏，他成为整肃对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还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务。

1992年夏，我有机会去贵州，到善炬家中相见。那时，他仍在报社图书馆当资料员。我问他，为什么被整？他淡淡一笑，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贵州日报内部刊物“报人园地”，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题：“记者的痛苦”。

此文，就是他罹难的主要“罪因”。

是夜，我捧读此文，夜不能寐。这篇写在1989年5月18日的短文，一如善炬早年作品，出自胸臆，真切精当。“记者的痛苦，是一种职业的痛苦。”他说，“我想，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感情的痛苦。”

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失落的痛苦”“遗憾的痛苦”“压抑、失职的痛苦”“还有卑下的、丧失人格的痛苦”……

他叹道：“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回首前四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痛苦地闭上眼睛篡改历史。历史会报复新闻的！”

文章结尾：“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我反复念诵此文，泪如雨下。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

1992年以后的中国，春回大地。我所在的中华工商时报由老报人丁望领队，走在时代前列，开放而奋进，生机勃勃。贵州归来，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此主张，得到丁望赞同。

1992年底，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还记得他临走前的那个下午，北京天气清冷。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临时得知火车晚点，在候车室盘桓多时，后来终得登车。列车徐徐启动，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其景其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想，善炬最终没有来。

想来是因为与贵州日报有太多的感情牵扯，善炬选择了留下。后来我们知晓，1993年8月，他在报社获得了新的机会，参与创办《今日都市》，主持编辑部工作。

这是1993年，中国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很快闯出第一步。

四

1993年以降，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经济改革大步挺进，互联网横空出世，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

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越办越火。报纸从内刊号变成独立刊号，进而更名为贵州都市报，扩至32个版，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善炬任副总编辑，一干七年，呕心沥血。2000年6月，贵州日报再办西部开发报，善炬调任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重拾“正处级干部”身份。

西部开发报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昼夜不舍，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报纸采编迅速向全国铺开。可惜好景不长，新报创办未及三年，善炬就病倒了。2003年8月，他被确诊为淋巴癌。

这一不幸的消息在2004年前后传到同学中。众皆黯然。我们心痛，但又不敢打电话细问。只每有同学去贵阳，便托咐去看善炬。几年下来，听说他抗过了疾病，渐渐好了。不过还是担忧。

那些年，是我和杨大明在《财经》杂志，傅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徐世平在东方网，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等等，一干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贵州高原很远，但同学们都在眺望，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

事后，从贵州日报同事的回忆中，我才知晓以下情形：

善炬患病后，被迫离开西部开发报领导岗位休息治疗。治病间歇中，善炬先是回到熟悉的都市报，也常去办公室，给前来讨教的年轻人讲讲业务。后因为有人反映“不便”，他又被调回日报总编室，当了“调研员”。

此后，善炬主要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他以抱病之身撰写了数篇论文，还重新与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2007年，他获得了早该属于他的高级编辑职称。

曾经沧海的善炬，对这些工作中的小不顺遂，或个人迟到的荣光，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他的癌症再行反复，又转入恶化。直到2009年8月，他溘然长逝。善炬生于1949年，去世时不满60岁。或许不算巧合，善炬的生日是11月8日，与中国记者节同日，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善炬的离去，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善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总喜欢看同学们的合影，反复读同学们的祝福卡片。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

在唁电中，同学们称善炬为“大写的新闻人”“志士、猛士、战士”，还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上联：求仁得咎，求善得恶，求爱得怨，大义折于专制，大才湮于酱缸，善竟未惠尽天下

下联：有求必应，有话心真，有才必举，弟子岂止六七，文章不必三千，炬已瞳明亮后生

横批：不寿者不朽

这些话语，句句发自内心。无论人生如何起伏，历30载不变，我们总在仰视善炬。

近些年来，我没机会去贵州，无法与善炬当面交流。从同学们的各种转告中，知道的也只是他的乐观豁达。不知这位从来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老同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自己的一生是何种感慨，何种情怀？

最近读刘学洙前辈的回忆文章，谈到2007年春节，善炬与妻子去看望他，送一挂画，上题：上善如水，大真无争。

此题，典出自老子的“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显见，“大真无争”四字，是善炬自己化出来的（刘学洙亦有此说）。

我顿悟。这就是张善炬，是他最终理解的人生——大真无争。        ■

*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政权和部分中央部门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