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下周一(5月24日)《新世纪》社评

如果中美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增加战略互信，将是对话的至大成功；反之，如果中美在这一机制下无法达成战略兼容的最低目标，那将是对话的最大失败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如期而至，沿袭了惯例的全明星阵容——两国40个部门的近50位负责人参加，美方代表团多达200多人，包括15名内阁级官员，涵盖了美国政府各个部门。

双方都列出了关注重点。领衔经济部分对话的美国财长盖特纳表示，中国在政府采购方面的政策规定，是他来北京参加对话的重点。另一个关注点是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也越来越多提出自己的关切，从提醒美国注意财政谨慎，到要求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等等。

仅以这些议题而言，大多属旧话重提。以公平商业环境议题为例，去年对话后的联合声明就明确：“双方意识到非歧视性的政府采购政策的重要性……中方承诺按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平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和中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至于其他诸如促进强劲复苏和更持续、更平衡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都可见诸去年的成果说明，谈不上新意。有评论因此认为，对话需要辅以类似工作组性质的跟进机制，由具体事务官员根据会议达成的共识，负责政策的具体执行，并在下一轮对话前将一年来的工作进展反馈至决策层。还有评论认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及其前身战略经济对话（SED），对中美彼此关切的实际问题解决作用不大。

这些评论不无见地，但忽视了中美对话的关键所在。

自从2006年中美启动战略经济对话以来，跨越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两届政府，中美双方在对话的使命上就有分歧。美方更强调这一机制的“谈判”色彩，致力于达到确实成果。无论是上届财长保尔森，还是本届财长盖特纳，都一再表示对达成可见（tangible）成果的热望，并认为惟此才能使美方对这一机制保持信心。与此相对，中方认为这一机制更多地涉及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不宜期待会谈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认为，指望战略和经济对话推动和达成一系列重大的具体成果，已被过去四年的实际操作证明为不现实。更何况，中美之间在各个领域早有操作层面的沟通与谈判，具体成果的达成仍主要有赖于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本身不到两日，根本不可能做有效的谈判工作，宣布达成某项成果，往往只是把操作层谈判达成共识重新包装汇总的结果，其效果仅仅是使双方面子上过得去而已。

既然以高规格、大规模、高关注度的盛会推动两国间实质性谈判并不现实，也不一定值得追求，何不回归本原？让谈判的归谈判，让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归对话？

超越具体议题，中美间大有可谈。许多中美问题专家认为，未来数年，将是中美界定彼此关系的关键阶段。中国兴起之势蔚然成型，金融危机后，美国硬软实力均有损伤。甚至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界人士，也都在筹划中美双方如何妥为管理这一升降，更遑论政策和外交战略家们。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首要目标，应是双方在长期的战略性议题上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如果中美通过这一机制增加战略互信，将是对话的至大成功；反之，如果中美在这一机制之下仍无法达成战略兼容的最低目标，那将是对话的最大失败。

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战略互信的缺乏，双方关系由“冬”入“夏”快，但由“夏”入“冬”也快。去年年底以来的系列分歧，导致拟定中的两国建立战略互信重要一环的两军高层互访被迫推迟。如何将双方关系摆脱习惯性的起落，或至少摆脱“大起大落”，是对S&ED平台作用的更大要求。

对于中国来说，存在明显的时间之窗。有危机感的大国存在多种选择，美国更是如此。美国人民现在选择了奥巴马。奥巴马以多边主义治外交，以进步主义理内政，以变革和信心凝聚动力。中美关系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相对顺利，托赖于美方重心并不在此，双方战略上的根本利害各有轨道，并不相交。奥巴马执政后，时势变易，反恐虽仍然至关重要，但经济、国际金融秩序、气候变化也跃升为头等重要主题，中美在这些议题上彼此息息相关，对话并在对话中接近而不是分得更远，对双方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关系到对彼此走向的判断，可能促成预言的自我实现。

美方应放弃视对话为谈判，中方应抓住机会在建立战略互信上更有作为。这就是我们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