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享友们讨论）

“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打开“死结”的希望，就在于每个人内心对健康市场和健康社会的呼唤，在于各类主体点点滴滴的进步之中

 尽管事前也有心理准备，但本刊上期报道“IPO有偿沉默”引起的巨大反响，仍超出了本刊编辑部预料。过去一周中，财新编辑和记者连续接获评论此文的有关电话、邮件和短信，也读到网络上大量评说。人们对本刊再度揭穿“公开的秘密”给予肯定，表达了对“有偿沉默”丑行的极度愤怒。
        然而，从相当大一部分读者的反馈中，也可看到对丑行泛滥的无奈感。我们对这种情绪可以理解，却绝不赞同无所作为。
        近年来，针对企业上市的媒体“有偿沉默”愈演愈烈，其情节之恶劣，断非一篇报道可穷尽。由于受害方或旁观者缺乏公开指证的勇气，已发报道现阶段只能着眼于现象，大量情节仍难以确认并公开。即便如此，从本刊揭露的情况看，媒体的这种“有偿沉默”已经大大突破新闻职业道德底线，一部分已经滑向犯罪。这一怪现状不仅使企业、市场和广大投资者受到严重伤害，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腐蚀也是根本性的。对此无论如何不能等闲视之。同时，也必须警惕那种试图借此加强媒体控制的主张。由控制导致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对市场、对社会的损害同样是无法估量的。
       在任何情况下，对媒体支付“封口费”都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但应当承认，企业IPO过程中的媒体“有偿沉默”缘由相当复杂。特别是现行证券发行制度诸多方面仍亟待改进，其中部分监管规定明显不合理；而一些企业为上市所做的规避行为，可能正介于合理与不合规之间，其面对敲诈时被迫付以巨资也就成了观察家所说“罪不可宥，情有可原”的行为。新一轮证券监管改革的推进，应当有助于媒体发挥真正的舆论监督作用，有助于企业坚持清者自清的底线，同时对问题公司勾结媒体造假作弊给予坚决打击。
       至于媒体对“封口费”笑而纳之，则是无可辩驳的堕落，折射出其限制与自由的错配、自律与他律的缺失。长期以来，中国传媒领域法治建设滞后，职业伦理根基不牢。除少数媒体早已丧失道德底线，惟钱是举，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媒体陷于报格分裂：一边鼓励调查性报道，一边对利益交换半推半就，在新闻理想的实践、扩大媒体影响力和现实物质利益之间，做着娴熟而麻木的权衡。然而，只要有一桩丑行发生，一家媒体对正义和公平的价值观就会彻底坍塌。
        新闻媒体在当代社会推进透明、维护公义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源于启蒙时代的“自由开放的公开辩论最终带来真理”“无正当理由不设限”等理念，已成为开放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据此，媒体自律优于他律。纵然媒体的调查批评报道出现不尽准确之处，也应得到社会和法律的相对宽容，以推动“言论自由市场”的发育，并促进整个社会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共识的形成。同时，在任何社会，新闻机构均不享有法律豁免权。中国的情形尤为特殊，媒体无不直接或间接拥有官方背景。对“有偿沉默”中明显涉嫌索贿受贿的行径，《刑法》有着明确规定，害群之马自当付出相应代价。如果主办主管方一意庇护，将构成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性亏欠。
       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不良习惯亦应摒弃，最荒谬者便是以担心新闻自由受到影响为名，主张“同行互不批评”（今年初本刊发表“达芬奇案中案”时即闻此说，近来俨然成为行规）。自由和自律，是新闻业成长之本，目标是发展“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而约束类似“有偿新闻”“有偿沉默”等非正常现象，不仅需要健全的法治环境，还需要在新闻同业中建立起防范、纠偏乃至惩罚机制。彼此纵容包庇，只能导致传媒业整体堕落。
新闻界出现丑行并不稀奇，重要的是亡羊补牢。在默多克新闻集团陷入窃听丑闻以来，犯罪人员陆续被绳之以法。勒文森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巨细无漏的调查。依照英美惯例，每次重大事件或丑闻发生后，均会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提交详尽的建设性报告，以严肃弥补制度漏洞。为避免使“有偿沉默”丑闻白交学费，对此展开调查是中国新闻界行业组织的本分。
        “IPO有偿沉默”一文刊出当日，便有数位证券监管官员回应，愿意直面这一现象，找到解决办法。一家著名财经公关公司也痛陈“活得没有尊严”，渴望洁净业态。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反思更加沉痛。马克思曾指出，“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打开“死结”的希望，就在于每个人内心对健康市场和健康社会的呼唤，在于各类主体点点滴滴的进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