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记者招待会问题不少，牵涉方方面面。而温家宝总理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在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时，同时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实在意味深长。

　　这是继胡锦涛总书记去年“七一”讲话以来，再度强调《决议》之重要和不可忘却。此番温总理谈《决议》，有具体的上下文：

　　——首提《决议》，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在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有关提问时，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进而提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复提《决议》，是谈到王立军事件。

　　在回答路透社记者对王立军事件的看法，及“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这一问题时，温总理先是回答对王的调查“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继而明确表示，“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此后，他显然是有所准备地再提《决议》，称“在这里想讲一段话：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他还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众所周知，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建国后32年的历史做了回顾评价，其中份量最重之处，就在于全面否定了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认定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至今，对《决议》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虽有诸多讨论，仁智互见，但其否定“文革”的重大积极意义被高度肯定，也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6周年、结束36周年。历史并不很遥远，但已经隔离了两代人。当今中国对那场内乱记忆其实并不深刻。巴金老人倡议的“文革”博物馆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也没有丰富的“文革”历史展示和检讨。有关档案严格“保密”，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媒体讨论也常常遭遇人为障碍。在一定程度的“集体失忆”下，为“文革”辩护，甚至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噪音也有了圈子不大、能量不小的市场。温总理说，“文革”影响没有完全清除，这是中共领导集体成员给出的一个重大而准确的判断。

　　于上一代，“往事不堪回首”；于新一代，反思“文革”遥远而陌生。不过，真的忘得了吗？至少，总理的最后一次“两会”记者会显示，我们没有权利选择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