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做出的改革安排，当言出必行；而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接力过程

温家宝总理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下称《报告》），一如舆论预期，对改革给予了充分的强调，提到改革之处近70次。《报告》在论述改革的一节，明确提出 “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并用“五个理顺”概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改革重点：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显然，这一改革蓝图是对全面改革的阐释，是从政府工作的角度，把改革的战略设计细化为工作中的具体抓手。

《报告》代表国务院，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报告》在“五个理顺”的基础上，安排了今年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七项改革任务，这些应视为决策层设置的近期改革议程。2012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共十 八 大前后的“换届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如此部署，显示中国改革的未来延续性。当前，应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使之冲破阻力落到实处。

要求加快改革，这一“两会”上最为显著的“意见气候”，在会前就已经形成。借助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20周年的机会，朝野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加快推进改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人民日报》在不久前发表的系列评论中表达了这一担心；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在为财新《中国改革》杂志撰写的文章中说：“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会内会外弥漫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充分证明，一段时间以来颇为流行的“改革共识破裂”“改革已死”的说法，是过于悲观了。中国社会蕴藏着深厚的改革共识。历史的机会窗口依然敞开着，现在正是改革者施展抱负的时候。

关键还是如何改与何时改。《报告》把近中期改革重点界定为理顺五对关系，揭示了当前中国改革的实质和方向。改革就是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对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最主要的改革对象，就是在旧体制下获利最大、较为强势的利益主体，其中，政府以及与政府权力关系最为密切的领域是重中之重。在“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提到了这一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指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

改革需要排除种种干扰，消除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重重障碍。在《报告》中，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共七项，即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价格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政府改革与反腐倡廉。任务环环相扣，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矛头指向“硬骨头”。这样的议程安排意味着改革不可能静悄悄进行。

当前有一种模糊想法，实质是“改革缓进论”，其理由是担心改革引发某种震荡，可能影响平衡“换届”；在某些可能引致误解或争议的语境中，甚至让重要改革主张三缄其口。此次《报告》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显示了改革的连续性；重申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主张“大胆探索”“破解改革难题”。这样明确的改革议程设置，足证少数缓进论者认知之误。换届不是不改革的借口，而理直气壮谈改革、大刀阔斧干改革，当成风气。

改革必然涉及全局性长期部署，未来全面推进改革仍需加强顶层设计。在“两会”上，人们对此寄予厚望。如经济学家厉以宁所说，现在最需要的不是第二次“南方谈话”，而是大力度的“顶层设计”。

最近，财政部、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的研究成果《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公布，全文长达468页，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成为下一步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参考。将来则应尽快将改革的顶层设计列入议程，并成立一个高级别的改革委员会，使改革政策的制定更加客观和中立，克服自我改革难以避免的弊端；改革顶层设计还要让人民广泛参与，并通过立法过程获得充分的民主授权。这将构成新的改革战略核心：继续提升改革战略规划、改革政策制定的权威性，强势突破阻力，强力保证实施改革政策的执行力。

深水区的改革艰难、重大、时不我待，意义极为深远。改革共识已在，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做出的改革安排，当言出必行；而强化改革议程的权威性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个接力过程。这最终关乎中国改革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