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爪录】七访保尔森

周一（4月5日），东方君悦17层行政层咖啡厅。我们在内侧一处会议室等候，保尔森大步走进来。他先接受摄影师安排坐下拍照，再为我签名赠书，然后采访开始了。

和我记忆中的形象不同，64岁的保尔森面色通红，让人一眼看出他卸任财长后，刚刚有机会充分享受阳光。他穿黑色条纹西装，红色印花领带，虽然刚下飞机却看去精神饱满，兴致很高，每听到一个问题便侃侃而答。他还两次提到“我不再是财长了”，然后高兴地笑，使我想起三年前在华盛顿财政部办公室对他采访的情景：略显疲惫的神色，字斟句酌地讲话，还有套间办公室的外间工作人员匆匆来往。

那是2007年3月中旬，他离开高盛CEO一职，上任小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还不到一年，他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成是败，面临严峻考验—当然，比起后来在金融危机大厦将倾的2008年时当财长的日子，这或许还是好时候。

记得保尔森2006年5月获任财长时，消息传出，我正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访问学者，该校教授、前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帮办谢舒丽几乎是立刻评论说，保尔森的聘任是布什政府“有限的极聪明的决定之一”，觉得保尔森“救了布什”。

后来保尔森离开高盛上任财长后，舆论有褒有贬，但总归是好话多。直到2008年华尔街危机步步加深，直到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

这回再访保尔森，又听到他那有些沙哑的声音。我对这嗓音已经很熟悉，记得第一次采访时听到他的声音，甚至有些惊诧。那是13年前的1997年3月，在北京亮马河大厦的高盛驻京办事处。由高盛驻京首席代表李青原引荐，我见到了时任高盛COO的汉克·保尔森。见面前，我以为角色职位如斯，此保尔森必是神气轩昂、音色宏亮的，一如我此前采访过的一批国际金融家（我当时曾写过一个长篇专访系列：金融家采访记）。不想保尔森当时虽年仅51岁，却看上去老态、秃头，而且嗓音沙哑，说话也直来直去，给了我很特别的感觉。

当然，质朴而且坦率的保尔森，在华尔街又以坚毅果决著称。初访保尔森半年余，我又有机会在纽约百老汇85号的高盛总部再访保尔森，虽然同一时期还采访了当时的高盛主席兼CEO科赞。虽然当时他名义上是高盛二把手，但在公司内已经完全与科赞比肩。此后不到一年，保尔森与科赞成为联席主席兼CEO。1999年1月，科赞被要求离开，保尔森全面掌盘高盛。

最近读保尔森的回忆录提到此事，他说，科赞说，“我低估了你，没想到你这么强硬”。我还从该书中获知，保尔森是相当虔诚的基督教科学主义（Christen Science）信徒，而据他理解，基督教科学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谦卑”（hum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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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采访保尔森，都是谈高盛。当时中金公司创办才两三年，投资银行的概念刚在中国传开，华尔街离中国很远。1997年10月中国电信上市，高盛与中金公司联合担任主承销商。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华尔街大行于是进入国人视线，我们开始探究。

第三次采访保尔森，是1998年底，在香港。高盛再度踩在与中国相关的新闻点上。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中国虽未陷入漩涡却也颇受冲击。在广东，继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关闭之后，政府在港窗口公司粤海企业也面临债务危机。

其时王岐山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由他任主帅，粤海进行了债务重组；由他直邀，高盛担任财务顾问。这对高盛不算是大项目，不过保尔森亲赴香港签约。当时他的身份还是联席CEO。面对粤海四面楚歌的局面，他跟我说：“高盛对广东具有信心，认为粤海重组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高盛确信重组能够成功。”此次签约还确认高盛入资粤海，投资2000万美元。

此后与保尔森见过几面，但约他正式做专访是在2002年6月，谈美国——那是美国公司制度在“安然事件”后陷入信誉危机的日子。

在那些频爆丑闻的日子里，华尔街的一些知名大投资银行也因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业务配合运作受到谴责和司法处理。或因高盛所涉是非较少，6月3日，在美国Tyco公司总裁逃税丑闻曝光之后，保尔森前往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新闻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关于美国公司改革的演讲，主张直面并解决三大问题：会计制度改革、公司治理标准更新和谨防投资银行利益冲突。6月6日，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了酝酿四个月之久的一份新的改革建议，许多主张正与其演讲完全一致。在《华尔街日报》次日的社评中，汉克和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的独立董事被称为“资本主义轻骑兵”（The Capitalist Cavalry），相关建议则被视为“华尔街将军们在提升市场信心”。

6月8日，在北京，他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稿件登上了《财经》封面，标题是“华尔街重订规则”，封面没有人像，是绿色美元组成的框子。

两年后，2004年7月，保尔森的侧面照片上了《财经》封面，报道是“高盛进入中国”，独家爆出中外合资高盛高华公司的消息并细解内幕。这次其实没有采访保尔森本人，事后很久我才有机会访问保尔森，但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专门的访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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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2006年6月宣誓就任美国财政部长，成了美国政府于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之后排位第四的大人物。上任之初，保尔森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维护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

此后的次年3月7日，保尔森再次赶赴中国，正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专门请假，前往首都机场与保尔森匆匆一晤。正是在此次访华之后，筹备华盛顿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我和当时的《财经》驻华府记者李昕一起在财政部采访了保尔森。这篇专访以及当时的其他一些访谈，构成了当期《财经》封面“保尔森信号”。他事前就通过新闻秘书表示照片不上封面，所以最终的封面上只有两面国旗。

前些年一直听说保尔森是有可能当财长的，但后来因为一直没有出现机会，又听说他不会再走这条路。所以，在2006年春天的那些日子，从保尔森可能出任财长再度传得沸沸扬扬，直至他最后上任，我一直好奇这其中的曲折。

直到这回看他的回忆才知道，最初他曾拒绝了这个职位，而且他周围的人，包括华尔街的朋友们，无一主张他加入政府。而第一个坚决地建议他出任此职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胡锦涛访美，周小川陪同，周按事前约定在华盛顿与保尔森有个私人会见。其间，周小川直接做出建言。

保尔森后来也为自己拒绝了这个机会感到不安，回心转意，觉得自己应当为国家做事，也进而向总统要求具有比寻常财长更大的权力。他上任了，作为第74届美国财长，其肖像照庄重地挂在美国财政部大楼的门厅侧墙，和总统、副总统在一起。没有人能预料到此后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美国财长的名字因之被深深地刻在历史上。其人功过，历史会评说。

不过，这次保尔森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他很庆幸危机发生之时自己正在其职，自己的金融特长有助于处理危机。他还婉转地说，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

“在最艰难的时候，布什总统几次对我说：汉克，你应该欢迎这一切。他的意思是，还好危机来临而你我彼此信任。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危机发生在总统上任之初一切都要重新学习的时候，就大事不妙了。”他这样说。

(注:此文为4月12日财新传媒之《新世纪》周刊封面文章的辅文。因为与我的“鸿爪录”配套，特转登于此。全套文章参见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cwcs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