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办公室或是社会交往中，你绝对无法想象，这个庄重、文气而干练的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曾经有过那样一个老革命的父亲，有那样惨痛的经历。

屈指算来，徐淮快65岁了。她生在上海，记事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当时，她的爸爸徐雪寒，1926年参加党的老革命，先后担任着上海铁路局局长和国家外贸部副部长，一位咤叱风云的人物。不过徐淮8岁时爸爸就再也没有回来，十年后她在北京轻工学院读一年级时爸爸回家，已经是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以此未几，便开始了那场红色革命。可以想知，爸爸徐雪寒和她，在那样的年月里遭受的屈辱会有何等深重。徐淮只能以”往事不堪回首“来说了。

11月4日，徐雪寒百年纪念会。徐淮的发言使许多人泪流满面。”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纵是亲朋好友，又有多少人知道这段别样父女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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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爸爸诞生100周年。

    在他生日那天，从南昌来的哥哥、嫂嫂，从上海来的侄子和我们在北京生活的，一起去了爸爸、妈妈的墓地，也代表远在美国的姐姐一家，献了花、鞠了躬。爸爸、妈妈生前让我们把他们的骨灰撒掉，但谁也舍不下，三年前，我们把他们葬在了八宝山人民公墓。在墓碑的背面刻了“少小即投身革命耄耋仍不忘忧国风雨荣辱皆不计倾心尽力均为民六十载聚少离多同穴相守永安眠”六行字。他们来自普通百姓，最后回归到百姓之中，而我们还能常常去看一看、念一念，也不算违背他们的遗愿吧。

    抗战后期，爸爸在苏北根据地，妈妈带着奶奶和哥哥、姐姐在大后方。抗战胜利了，妈妈通过组织，带着还没有见过爸爸的姐姐，到淮阴找到了爸爸，这就是阿姨们说的“朱光熈千里寻夫”，那年姐姐4岁，而不久，爸爸受命携巨款到上海、香港为党组建对外贸易公司、钱庄、银行、花纱布公司等，为掩护爸爸的身份，已在根据地参加教育工作的妈妈又带着姐姐来到上海，所以我是47年1月出生在上海，之后妈妈又抱着4个月的我，到达香港。在这些公司、银行中有一批共产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骨干。当年他们组建的公司中香港宝生银号（行）在后来美国冻结新中国外汇时，曾在为国家保存大量外汇上，发挥过很大作用。

    我记事是在上海。就像以往一样，一声令下，爸爸就先行从香港回内地，先是随军接管济南，后是接管上海，他负责对内对外贸易，在华东局领导下，打击银元贩子，解决人民币流通问题，打击投机倒把，稳定市场、稳定物价。后当上海铁路局局长，奉命确保煤炭、粮食等重要物资运输。他不住在家，对于我，爸爸是遥远和陌生的，妈妈也忙，很少见。朦胧的记忆中，有灯火管制，晚上不能开灯，玻璃窗上贴着纸条，而家里只有祖母、哥哥、姐姐和我。

    能够经常见到爸爸，是到了北京，他在外贸部当副部长，看见过晚上他背着手，一边踱步一边讲，秘书叔叔在旁边记。那时他有时间关心我了，会过问我的学习。只要我还没睡，一听到汽车声响，就从二楼冲到院里，把自己挂在爸爸的脖子上。但是快乐的时间不长，有一天，我冲下楼，接到的只有警卫员叔叔一人。应该是1955年4月，那一年，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

    再次见到爸爸，是10年后，1965年的秋天，我已经18岁了，刚进大学。这十年他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是秦城监狱建好后的首批政治犯。盼了10年多的爸爸，以被假释的反革命分子的身份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妈妈拿给我一份高等法院判决书的手抄件，是说他20年代被捕的事，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王新衡（爸爸姑妈的女婿）的事，还有从香港带回特务交给上海公安局长扬帆等，意思是叛徒、特务吧，最后结论是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不得上诉。妈妈还告诉我，他被安排在国家外文出版局图书馆监督劳动。

    是为了保护我吧，爸爸、妈妈未对我做任何解释，只说让我向校党委组织部长汇报，因为审判不是公开的，让我相信群众相信党，好好读书。不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要说思想一点准备没有，也不对，我在高中毕业时是团支部书记、三好学生，成绩也很好。那一年，在高考前，先招女飞行员,要让我带头报名，而政审又不通过，高考时许多院校不能报名，甚至包括广播学院，最后被录取在纯民用的二类院校。我已预感有问题，但没想到那么严重。要知道我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育中长大的，那年月只讲阶级感情，爱情和亲情都是会混肴阶级感情的东西，“叛徒、特务”，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罪名吗？我的心被揪成一团，脑袋里轰轰地响。也许是家教的结果，也许和儿时的记忆和一直以来看到、听到的那些仍为共产党干部的叔叔伯伯们对爸爸的态度，让我心中有所疑惑，我流泪了，但没有做出什么激烈反应。有一段时间，我不叫他爸爸，什么也不叫，不和他说话，甚至不正眼看他。用现在的话说是冷暴力。我冷眼观察着他。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无情地把我们卷入其中。妈妈以反革命家属，我们以反革命子女、狗崽子，后称“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走过以阶级斗争为綱、出身论当道的年代。

   随着运动的推进，刘少奇都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我想通了爸爸怎么会是反革命，林彪事件出来后，在我的内心里就已经给他平反了。

    文革中伤痛，不堪回忆，太沉重。

    文革结束后，1977年爸爸才被批准从干校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伯伯把他安排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像很多那个年代的编辑一样，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早来晚走，认真改稿子，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他真的是能上能下。

爸爸的平反，分外艰难。他的冤案与文革中的冤案不同，文革前的案子涉及的人相对很少，潘（汉年）案又是钦定的，还要走司法程序，而且爸爸的平反又在潘汉年的平反之前，阻力很大。记得是1979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医生说是病毒性脑炎，下了病危通知，已说不出话，生死之间，有一强烈的意念就是，我不能死，我要看到爸爸平反。

爸爸是幸运的，有不少老同志为他说话，其中五位伯伯：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石西民联名给中央写信，表达他们的看法。终于在1981年，高法宣布撤销原判，中央组织部恢复了他的党籍。在薛暮桥伯伯的建议下，他到新组建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以70岁的年龄，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

    在这一段的工作，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努力追赶被剥夺了20多年的政治生命。

    爸爸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幼年丧母，童年丧父；在国民党的监狱关了5年多；奋斗，迎来了胜利，却又在监狱中度过10年多，外加10年文革浩劫。而他居然干了那么多，干成了那么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我敬佩他：有信仰，有理想，并为之追求一生。他没有文凭，没有学历，连初中都没毕业，但他有知识、有见地、有鉴别力和判断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叔叔、伯伯，都说他能力很强。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甚至是屈辱，但我从没听到过他抱怨，他心中没有怨恨。一次，不知为什么说起了情报工作，我大声表达，我说“地下工作可以做，情报工作，要是我，绝不做，不然，出了事，谁能为我证明？”我为爸爸的这段经历给他本人、给家里每个人带来的灾难，仍然不能释怀。他没有反驳和批评我，而是静静地看着我，直到我声音变小，不再坚持。我明白，他不同意我的态度，如果让他重回当年，他还会选择同样的路。

爸爸他衷心拥护改革开放，支持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他不支持会导致严重通胀的措施，担心会伤害百姓；他支持打破一统格局，支持成立新的书店、银行；他关心、支持上海的振兴，我感觉他为上海的发展出过比较大地力，因为那些年，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三位领导来京开会，必来看他；他给上海和江苏省委的人写信，请他们支持潘汉年的电视剧；他佩服顾准同志的思想，推动对顾准同志思想的肯定和宣传；他对三峡的建设有疑虑，认为论证不够充分。他的观点不管正确与否，他没有私心，他讲真话。

    我敬佩他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求索不止的精神。只要有时间，无论顺境、逆境，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书、报、材料，在看，在思考。和他一起工作、战斗过的战友、同事成了好朋友，很多他领导过的叔叔阿姨，称他为徐大哥。就在他被隔离审查的10年中，年年春节也有很多人来看望祖母和妈妈。

    我佩服他：他主张的，他就会付诸实践。他发表过几篇人口问题的文章，他主张控制人口，为了节育，1948年在香港他就自己跑去做了绝育手术。    

    我敬佩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感。他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忧心忡忡。直到暮年，他都在思考怎么能从机制上对权力实施有效约束和监督，他非常关注体制的改革。

    记得爸爸曾经和我说，“如果说我一生还干了一些事，有三点：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实在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做到却不容易，但他做到了。他从不对我们说教，他对我说的这句话，应该也是对我们的希望吧，我会记住，在工作和生活中努里做到“肯下力，不自私，宽待人”。

    爸爸的一生无愧于他生活的时代，无愧于他热爱的民族和人民。

    爸爸，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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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淮，1970年8月北京轻工学院毕业生，学校学的是硅酸盐。象那个年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她被分配到内蒙古，在呼和浩特市灯泡厂当工人，后来是技术员、

助工、科研室负责人，直至文革结束。她1981年进入轻工部工作，一干就是小二十年，当过轻工总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和国家轻工业局规划发展司司长；再从轻工业部至

国家经贸委和国资委，退休时是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2007年12月，她出任中国照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