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与索罗斯有两次谋面，一次是去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世行与IMF年会上，我参加IMF总干事卡恩举办的一个闭门研讨会，他也去了。我不善认人，但他的相貌好记，和照片上无异，只是鼻子上贴了一块小胶布，可能是受了轻伤。会前过去聊了一会儿。记得我问他对世界经济形势怎么看，他说他不看好美国，但看好中国。还说，他喜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SDR（特别提款权）这个主意。

这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启幕次日，他在小镇上的SEEHOLF酒店举办了一个午餐会。我去参加时才发现，数十桌客人多为媒体人，许多熟人都是年余未见，一一打招呼。见到这位年届80的“金融大鳄”依然精神矍烁，而且鼻子上不再有胶布。

索罗斯先发表演讲，然后接受大家的提问。还是一如往昔，他对这个世界看法多多，忧心重重，演讲一开始就直奔主题，最强烈的主张就是强化金融监管。他说——

现在，问题的核心就是金融监管，以及哪些地方出了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来纠正。

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不像传统模式所解释的那样，是由外在因素或突发性事件导致的。恰恰相反，这次危机是体制本身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传统模式、效率市场假说、理性预期都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是错误论断。

我曾提出过一个可供选择的模式，就是理性的人是基于对事实的认知，而非事实本身来做决策。而人的认知和事实本身总是有差距，这差距或大或小，偏颇却总是存在。有意思的是，这一偏颇，也就是人对事实的不确切认识，反过来会影响事件的发展。所以在市场参与者的认知和事件的发展之间，存在一个反馈机制。这是个双向反馈，我称之为“反射性”（Reflexivity）规律。

负向反馈趋向于均衡，而正向反馈则远离均衡，引发泡沫产生。均衡指的是市场参与者的认知与事实之间的对应性。所以金融市场并非自然趋于均衡，而是极易偏离均衡。由于远离均衡条件，泡沫也就成了金融市场天然固有的现象。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从有了金融市场，泡沫就相伴而生。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人们应该修正对这一问题的传统看法，认识到我们有责任采取措施，防止泡沫失控，并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当正向反馈加剧时，必须实施干预，防止偏离过远。

艾伦格林斯潘和其他监管者明确表示拒绝承担这一责任。艾伦格林斯潘曾说，如果市场自身不能感知泡沫，又怎么能期望监管者觉察到呢？他说的是非理性繁荣，但泡沫可没有非理性之说。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当我意识到泡沫产生时，我会立刻出手买入，这是理性的选择。你不能期待市场进行自我矫正。市场需要维持平稳，政府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而此时监管者们又会说，我们没有维稳的金融工具。他们说得没错，因为他们只能控制货币供应，而不能控制信贷。所以除了控制货币供应之外，还需要特别控制信贷。这样的金融工具以往也用过，而近期中国监管层用得尤为充分、尤为有效。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如何调控市场。

“反射性”理论是解释经济泡沫的成因的，泡沫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总是基于现实而产生。若现实世界中一种趋势盛行，则有一种对这一趋势的偏颇认知产生，并且这一认知会为盛行的趋势推波助澜，由此更强化了这一偏颇认知。我们通常能从房地产行业找到最简单的佐证。在房地产行业中，该趋势就是资金、信贷和信贷衍生唾手可得，而这一趋势极易引发泡沫。之后即有一种偏颇认知，认为房地产的价值可以独立于信贷的可获性。这种偏颇认知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最近一次是随着债务抵押债券的使用而出现的，今天我就不细谈了。

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个普通泡沫，我称之为“超级泡沫”。它实际是由不断出现的小泡沫组成的。细察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很有意思。“超级泡沫”中存在一个潜在趋势，就是信贷和杠杆的使用不断增多。而这一趋势之下的偏颇认知则是效率市场假说、理性预期理论、对市场的观点以及相应的一套政治理念，简单说来，就是放松市场管制。

由此，金融危机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每次体制失灵时，政府都出面干预，保留旧有体制。他们合并失灵的机构，在必要时进一步放松管制，并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剧了信贷剧增的趋势，也从而强化了我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理念。

过去75年间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经济危机都是对一个错误假设的测试。这些危机实际上使泡沫越来越大。在1997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时期，我以为体制不能承受那次危机，但我错了。此后又出现了网络泡沫和长期低利率引发的房地产泡沫。

十年以后，这个“超级泡沫”越来越大，并最先在次贷危机中爆发。伯南克对此有个著名的评论，他说：“这花了我们几千个亿，但我们的体制很容易就能消化。”

然而，危机具有传染性，它来势汹汹，迅速从一个市场传到另一个市场，最终大规模爆发，失去控制。在作出允许雷曼破产这一错误决定之后，原有体制实际上已经崩溃，在一周之内不得不通过补给维持。而这一补给隐含的目的则是不能让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再倒下。一时间，崩塌的信贷和巨额的流动资金缺口都被唯一尚可信赖的政府信贷所取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也从6千亿跃升至2万亿，另有8万亿作担保。这确实置换了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崩溃的信贷，也刺激了经济恢复。

我支持的观点其实起作用了。市场回归稳定，各国协作刺激经济的努力使世界经济获得恢复。在危机中获得幸存后，我们尤其希望经济能一如既往地回归正常轨道，持续发展。特别是那些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整体竞争力获得提升，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政府干预经济。

但是政府组织的这次救助行动恐怕引发了许多人的不满。因为美国政府没有采取直接向银行注资的办法，而是直接购买银行的坏资产，使得银行重获生机。这一决策出台甚为迅速，在政坛也颇具争议。美国政府没有遵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注资方式，而是采取了日本式的购买坏账办法，在重振经济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以零利率的资本，投资于10年期利率为3.5%政府债券，相对于日本银行购买10年期利率为1.5%的债券来说，显然盈利更快。

但是这一措施需要纳税人来买单，相当多的股东和银行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银行的管理层还把投入的这笔资金当作他们的劳动所得，在内部分发奖金。所有这一切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这实际上也导致奥巴马政府增加税收并公开讨论要在必要时进行体制改革。

从经济的角度看，在第一步还没走完的情况下就这么做确实过于快了。本来是尽一切力量帮助银行摆脱困境，现在又向银行征税，这其实已经背离了他们的政策方向。所以第二步的努力可能比第一步更困难，而目前紧张的政治气氛可能又会雪上加霜。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重振经济和金融体制，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体制，因为旧的体制已经崩溃瓦解。

一直以来，我们都秉承着一个错误的理念追逐着全球化的进程，那就是市场不需管制。放松管制一触即发，一旦英美两国带头，其他国家不得不追随，否则资本就会流出该国。既然你离不开资本，你就不得不亦步亦趋，也放管制来引入资本。所以说，放松管制和全球化是具有传染性的。现在我们认识到市场不能完全放任自流，我们需要对其实施全球范围内的调控。但这一认识不具传染性，管理层由于受国家利益的驱使，很难达成共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担心目前的混乱局势会使前进的道路更坎坷。

如果此前您对我的观点不甚了解，以上所述能大致告诉您我的立场。

（索罗斯讲话原文请参见本网英文频道“The Soros Nose Knows” http://english.caing.com/2010-02-25/1001207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