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更完整的真相公之于世，责任者受到应有惩处。现行生育政策应适当调整

本刊上期封面报道“邵氏‘弃儿’”刊出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高平镇计生部门违法行政、强行没收农民亲生的或抚养的孩子、送往当地福利院并借以牟利的问题，遭到社会舆论一致谴责。愤慨之余，需要冷静的思考和切实的行动。

目前，湖南省人口计生委及邵阳市、隆平县有关部门正在就此事件展开调查。我们在陆续公布记者采访证据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官方调查进展，期待更完整的真相公之于世，责任者受到应有惩处。

但很显然，以此“弃儿”案之情节严重，就事论事的一般性调查是远远不够的，应有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并依法处置。不仅如此，此案涉时甚长，波及面广，损害公众利益后果严重，社会反响强烈，当问责者不独计生部门执行人员，也应包括地方政府主管领导。又因此案牵涉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基本利益，为政者既已醒悟，应显示歉意并有所补救。政府有责任支持受害的家长依照《人口和计划生育法》（2001年）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其合法权益；有责任查清“弃儿”下落，帮助受害者家庭破镜重圆；对那些已被证实为国外人士收养的孩子，应在合法、合理、合情的前提下，尽可能使其与亲人取得联系。

行动当然不可止于邵阳市隆回县一地一事。一方面，应当看到近年来曝光此类案件已不少，足证类似事情并非个案，偏远省份农村问题或更突出，只不过隆回违法情节在全国具有一定典型性。为维护公民基本权益计，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排查类似案例，并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则应认真反思此类事件发生的制度基础，防止新的Ｘ氏“弃儿”源源再现。

在邵氏“弃儿”案曝光后，我们在网络上读到许多愤慨之声，直斥某些基层政府的“黑暗”。这一描述可能失之于简单。但是，离开法治约束和监督制衡，滥权确实遮住了“亲民政府”的阳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发生了深刻变化。直接选举、村务公开等举措使得公众有效参与渠道空前拓宽，但是，基层民主每走一步，都会遭遇强大的体制性障碍，至今直接选举仍局限在村一级。邵氏“弃儿”一案表明，如果基层治理徘徊不前，村民的权利就无从得到保障，随时可能遭到来自乡镇和更高层权力机构的侵害，从而沦为政治社会文明中的 “弃儿”。

另一层次的制度反思，则关乎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政策已超过30年。较之八九十年代一些地方强推计生动辄拆房屋、抢财物等做法，近年来，政策执行正朝着文明和法治的目标迈进。但是，湖南邵氏“弃儿”及相类问题，却恰恰发生在21世纪后，其难以禁绝则可知矣。政府人员在此类案件中不仅严重侵犯人权而且牟利企图显著，表明现行“一胎制”生育政策带来的寻租机会增多，政策成本显著抬升。

以“一胎”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本系国策，中国多年经济发展借此获益颇多。不过，发展到今天，这项政策已经走到了拐点。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此前预测相比，目前中国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已严重偏低，可能低于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只生1.5个孩子，中国人口总量由增转减的拐点并不遥远，此前担忧的人口膨胀不足为虑。

值得忧虑的是中国十年前已迈入老龄化国家之列，此次普查显示的老龄化程度更高于此前估计。未来二三十年，中国老龄化必将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行将结束，劳动力供应即将转为短缺，养老金支付风险、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减速不容忽视。

有鉴于此，生育政策本已调整在即。如果再考虑现行生育政策耗费的巨大资源和社会成本，进而直面是项制度安排造就的寻租机会和租金成本，则政策调整已经不容犹豫。决策者则应在全面研判的基础上，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控制政策。就此而言，在目前城镇“一胎”、农村“一胎半”的基础上，放宽政策是选项之一；而放开二胎生育，降低人口计生系统的行政成本，也应及早进入决策视野；至于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决策权交给个人和家庭，当为终极目标。

邵氏“弃儿”不只是湖南一县几村的家庭悲剧。此案牵动人心，震动巨大，折射的道理既广且深。当问责便应严格问责，而为政者切不可有大事化小之想；回应民意且虑及长远，从基层政府依法行政、权力制衡，到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该做的大事也该尽快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