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六时许，抵达哥本哈根。这里原来是细雨霏霏。司机Blandy告诉我们，12月哥本哈根原本是多雨的，下雪多在1月到2月。

“至少过去五六年里，哥本哈根每年的雪季超不过四周。”他说。而我后来很快就发现，在丹麦，许多人都是这样的气候觉醒者。

这是在COP15大会前夕，12月4日，丹麦最大的养老基金决定举办一个“非商业性的私人活动”，请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人讨论气候变化中的“投资机会”。请的人不少，发言人的分量也足够重，不过没有中国人。我想一定是因为COP15前夕，国内懂行的专家都太忙，他们请了我，作为中国人，来做会议的主旨发言人之一。我想感受一下这个历史性会议的气氛，没机会，提前感受一下也好。就勉强接了下来。

下面是我的发言摘要中译本，算“一席谈”。好久不写了，就此再“开博”。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来到哥本哈根，与各位探讨我对绿色经济的一些思考。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在即，美国和中国先后公布减少碳排放和排放强度的目标，让我们对未来两周可能取得的成果充满希望。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会议上，核心问题之一是为发达国家设定减排额度，同时体现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根据2007年巴厘岛会议上设定的路线图，到2020年，发达国家应当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25%到40%。可是，目前各国的实现情况和中期减排目标与巴厘岛规划相去甚远。不独减排，发达国家资金援助金额、技术援助等也迟迟没有兑现。

在此，我不赘述其他国家的挑战与困难，而是重点介绍中国的建立绿色经济的努力。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准工业化国家，理应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承诺更多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排目标。对此，中国政府表示不应当对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区分。中国的人均GDP仅有3000美元，还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方能完成脱贫使命。此外，中国的历史排放不及欧美四分之一。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和衡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减排，既非公平，也不现实。

也有海外观察人士提出，鉴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加之政府改变经济模式的姿态，中国势必成为低碳经济的领袖。这种观点让我们鼓舞，却与今日现实不无距离。

的确，无论是风机还是太阳能电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但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企业集中在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力密集的价值链低端，远没有引领这个行业的全部。

中国向低碳经济迈进的努力也同样让我们忧喜交加。一方面，地方政府GDP至上的状况势必改变，取而代之是更加多元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大量政策的出台与强力的推行未必完全有益于市场的育成。经济转型国家的痼疾在新能源产业上大有重现之势。

具体言之，政府定位不清，市场机制欠缺，垄断企业利用政策、贷款、规模等优势占取利润较高的部门，而私人企业被迫集中于制造环节，面临巨大的潜在压力。

固然，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皆需政府强力推进，而政策补贴和惩罚也是禁绝污染和扶植清洁能源产业的必要手段。但如果这些政策演变为对市场的干预，势必损害竞争环境，甚至导致寻租。政府当恪守政策制定者的角色，而非凭借自身天然优势与企业争利。

今日，新能源已经在中国造就数个亿万富翁，气候交易所在天津破土，众多新能源公司上市，获得资本市场支持。这些都让我们更加坚信：透明、高效的政策和公平、健全的法制环境，能够减少排放、提高能效、通过市场之路引导中国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有人认为中国承诺碳排放强度在2020年比2005年减少40%到45%的目标轻而易举。事实并非如此。此前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依靠关停小火电厂等淘汰高耗能设备实现，但随着这些行业的淘汰在2010年初步完成，未来的政策目标不得不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

完成这一目标同样需要依靠市场的改革，依靠严格遵守“裁判员”角色的政府，依靠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平市场，方能最终降低清洁能源成本，使之广泛应用。

所以，我们对中国政府宣布的降低碳排放目标感到振奋。这些数字背后预示着艰辛努力，不仅需要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大幅提升能效减少排放，更需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体制。

气候变化问题关乎人类文明，每个国家都在国内议题和国际责任之间艰难平衡。我们也当将此视作一箭双雕的机会：减少排放的同时，为中国经济构筑一个更可持续发展的构架。聚首哥本哈根，我们坚信为人类共同未来的努力必将超越今日各自的狭隘利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