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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走上“人权”“主权”之争的独木桥,应审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追求共赢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0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包括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平民的第1973号决议。弃权票来自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德国。

在投下弃权票后,中国外交部指出,“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对决议中的一些内容是有严重保留的。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和非盟的关切和立场以及利比亚当前的特殊情况,没有阻拦决议的通过。”

中国“没有阻拦决议的通过”,联合国授权得以为多国部队联合打击利比亚政府军赋予了合法性,使其在性质根本上有别于1999年北约和2003年美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的军事行动。

中国此次投弃权票,与过往仅在涉及核不扩散和公开侵略时支持国际干涉的立场有别。抛开这是否代表立场变化本身,西方对获得安理会授权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国力的不断攀升。不仅G20取代传统的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在传统的安全和政治领域,也进一步向多边主义和大国一致回归。

在此基础上,日后会有更多“问计于中国”的局面出现,中国如何应对无疑成为一个持续的话题。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以及中国国内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中国外交理念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重大改变,但实用主义渐进的小幅调整势难避免。

这种调整的轨迹已依稀可见。在今年2月7日苏丹南部公民投票委员会正式宣布98.83%的选民支持南部地区从苏丹分离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表示尊重苏丹人民的意愿和选择,认可苏丹南部的独立。尽管分裂对在苏丹有着拥有巨大石油权益的中国产生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审时度势,及时因应,有力地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理念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局势的变化,有了诸多演进。最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强调对海外公民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保护,二是对外释放善意,强调中国发展的和平与互利性质。这些既是中国海外经济利益快速拓展的结果,也可为中国与世界发展建设性关系保驾护航。

保护海外公民权益的最佳范本,当属今年2月22日至3月5日从利比亚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在这场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中,中国政府协调派出91架次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5艘货轮、1艘护卫舰,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和100余班次客车,海、陆、空联动,总计撤出35860人。

而在向海外解释中国和平发展的性质方面,相较以往,中国外交人员,如中国外长杨洁篪所言,正积极构建共同参与、有机配合、内外联动的公共外交体系。

需要指出,中国外交这些新特点仍然是被动反应,往往因中国在海外遭遇引发摩擦、疑惑乃至抵触而起。解惑释疑、以行代言,自然是中国新世纪外交应有之义,但要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还需要审慎但积极地更多参与全球治理。

对全球治理的有效参与,并不简单等同于“主权让渡”,或者“人权大于主权”。相反,若运用得当、审慎管理,往往取得共赢。

以中国加入WTO为例,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中国同意将双边贸易纠纷付诸这一多边机制并服从其裁决,不仅有效缓解“针尖对麦芒”贸易战的频率和损害程度,同时也有利于获得对中国有利的裁决。

比如,WTO上诉机构在今年3月11日发布裁决报告,支持中方有关主张,认定美方对中国产标准钢管、矩形钢管、非公路用轮胎和复合编织袋采取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以及“双重救济”做法,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这一裁决被认为是中方在世贸争端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在安全领域,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的特使外交,如中东问题特使3月23日至4月2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卡塔尔之旅,中国与其他国家就国际机构治理和改革议题的双边磋商,都表现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和参与。

中国历来主张与时俱进,强调顺势而为。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国重心依然是国内的稳定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但在经济体量已达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国已无置身纷繁国际形势之外的可能。坐而应变之余,审慎积极参与,可收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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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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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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