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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无足轻重”“无动于衷”,都不是对待镉米应有的态

现实总是复杂的。本刊上期以封面报道位置发表“镉米杀机”一文,揭示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现状。文章发表后,海内外反响强烈,其中,既有广大读者的焦急、愤懑、关注和期待,也有一部分人的异议。异议可称为三“无”。

一曰“无可奈何”。认为该文所述并非秘密,而是司空见惯的事实。如此普遍的污染,怎么治理得了?既然没办法,又何必“捅”出来?

二曰“无足轻重”。认为中国的土壤污染并不严重,镉污染更是有限。纵使吃了镉米,也不一定会患日本曾出现的“痛痛病”,何必大惊小怪?

三曰“无动于衷”。前述“二无”虽然观点相反但结论相若,都主张不必直面镉米和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既如此则更不必有所行动。于是,多处地方或由官员或由专家出面,表示本地流入市场的大米没有问题;本应做出反应的中央主管部门及污染严重地区的政府均保持沉默。

我们对“三无”态度完全不能接受。

既然超标镉米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事实,公众首先就要有知情权。镉米当然不是氰化钾,食用镉米并不意味着快速中毒乃至死亡,而且中国目前的镉米超标还不很严重,但这对于身处镉米威胁中的人来说,不过是不幸中之万幸。因为镉之于人体的有害性毕竟是公认的,事实上重金属中毒往往是慢性中毒,在几十年后才出现临床反应。更何况,在广西、湖南的某些地区,已经发现重度污染的镉米,某些村落已经有多名村民出现镉中毒症状,而这些地区仍在种植、出售和食用受到严重镉污染的稻米。倘政府对此毫不设防,危险就在每一个人身边。

同样需要晓喻公众并引起关注的还包括更大范围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根据各个污染区的不同情形,稻米中超标的有害重金属不只是镉,还可能包括铅、砷、汞、铜、锌等。除了稻米,其他农作物同样有可能受到重金属超标的影响。重金属污染畅行无阻,正是最令人担忧之处。

近年来,中国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而“食品安全”的核心挑战就是土壤污染。环保部门早已承认,中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估算,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重金属污染并非某一届政府的责任,而是长期应对不力结下的苦果;土壤污染治理,恰为环境治理的难中之难。不过,这绝不能成为政府对此视而不见、无所作为的理由,更不能因为担心公众恐慌而隐瞒真相或是大事化小。“镉米杀机”所展示的环境挑战和健康威胁应当成为契机,实施综合治理再也不应等待下去了。

综合治理需要信息透明在先。应当承认,近年来,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均从不同方向,对土壤污染、粮食污染情况展开大量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结果并非“机密”,应当尽可能公之于众,方便查询,既为研究者及各级决策者提供信息支持,也有助于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以调查结果为依据,政府加大投入,推进重金属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推进治理污染的科研实验,亦为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治理土壤污染比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加艰难。日本在1970年颁布《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开始了漫长的污染土壤修复,至今未达终点。中国也将经历这样的“苦难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决心和执行力正是关键,而土壤污染立法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还亟须建立环境健康干预体系,实现对重污染地区的监测和预警,以及污染受害者的救治和赔偿。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可以预见,今后数十年间,中国重金属污染形势会有所好转,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健康危机却将处于高发期。

今日中国之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相当严重,但还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生态灾难,政府作为的空间仍然比较大,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也足资借鉴。不过,如同其他众多问题一样,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涉及多个部门,极易遭受体制不顺之累。而且,个别地方政府还以治理污染为借口,将农业用地随意改为建设用地。如果相关部门协调不畅甚至相互掣肘,则本已困难重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便很难看到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除土壤污染的前提是清除官员的意识之污、体制之亏,“镉米杀机”所昭示的挑战是深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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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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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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