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阶层应在消除美对华“刻板印象”上有所作为，而中方也不应对广泛存在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放任自流

时隔近五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月18日至21日再次访美。此行有望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确定基调，推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取得尽可能多的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成果。

中国领导人历次访美，均为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胡锦涛此行被视做在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40周年之际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进行的一次重要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这将是两国元首第一次代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生产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会面。

还应看到，此次国事访问是在全球经济渐渐步出金融危机阴影时举行的。危机已经使大国力量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近来复苏势头出乎多数经济学家预料，但仍在为畸高的失业率和沉重的债务苦苦挣扎；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其经济继续强劲增长。中国的确面临着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艰巨任务，但与此同时，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未来十年超越美国，这已经是诸多分析观察人士的共识。这一前景既为中美合作创造了广阔空间，也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更加敏感甚至脆弱，极易陷入一方过度自信、一方过度担忧的境地。中美双方如何顺应新形势，寻求“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将是全球舆论对此次中美元首峰会关注的焦点。

两国关系重要性不言自明，但这并不能掩饰摩擦与分歧。尽管奥巴马上台后中美关系更多呈现积极与合作的气象，但日后的两国关系更可能回归“既冲突又合作”的常态。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是国际关系固有的“零和性”使然；而两国因内政优先顺序不同而内外政策不协调，也是重要的原因。两国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议，正是这种不协调性的典型表现。

根本而言，中美关系是一种超级大国和最大新兴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取决于各自国内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整个国际环境的演变。以中美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军事关系为例，倘若美方不能消除对台军售、美国国会限制两军交流的相关法案以及美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高频度抵近侦察等三大障碍，则双方军事关系难以进入相对平滑阶段；中国对美方关于建立讨论核政策、导弹防御、网络安全与太空等问题的两军战略对话的提议，也不会报以很高热情。

但是，恰恰是两国国家元首间的会面，能够将这些分歧和争端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并使双方提前做出有利于安抚各自国内情绪的行动。观察家注意到，近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连续大幅升值；外资参股中国券商步伐也猛然加快，摩根大通与第一创业证券，摩根士丹利与华鑫证券分别获得批准。中方对于时点的选择，可谓颇具深意。同时，中方关注的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在美国获得更大投资机会等问题，也可能获得一定进展。展示灵活姿态不应是单方面行动。

元首互访对两国关系推进的作用不可轻视。即便是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者，也将保证两国高层对话渠道畅通、特别是元首访问视做关系底线。在此方面，中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双方将布什时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战略对话合并为一。但是，相较中俄与中印之间确立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定期互访或者元首年度互访机制，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尚未建立类似机制。

中美双方目前仍有一些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结构性难题，恐怕一时难以解决，双方都不可能轻易放弃，但定期的高层正常交往有助于问题的缓和，有助于减少彼此“误解、误传、误判”。在以往30多年间，中美关系多次触底反弹，无一不是两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结果，而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在危机处置中往往成为双边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

“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不仅需要领导层互信、互动，也需要夯实彼此交往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美国精英阶层应在消除美对华“刻板印象”上有所作为，而中方也不应对广泛存在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放任自流。在中美力量天平发生微妙变动之时，这种努力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