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快慢、深度与广度，取决于能否凝聚社会合力，还取决于其进程是否满足了社会心理预期　　

旧岁徂往，新年将至，正是回首过去、瞻望未来之时。翻检2011年日历，重要纪念日次第而来：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月11日，“9·11”恐怖袭击10周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 12月11日，中国“入世”十周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20周年，等等。

沉潜史实，鉴往知来。虽然上述事件发生于不同领域，背景及影响也各有不同，但无不是重大历史性挑战的后果。有挑战，必然会有应对，改革与革命均是应对的方式；然而，应对并不能保证成功。兴抑或衰，取决于应对之策、之举是否全面、深刻地解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不妨以史为证：

——1901年1月，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在随后10年，中国步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大步前进的新时期，工商业一度蓬勃发展。不幸的是，清政府未能突破旧有利益格局以推动政治改革，其“皇族内阁”尤为令人失望，终于导致辛亥革命爆发。

——前苏联曾经长期经济停滞，其领导阶层也曾数度发动经济改革，但却始终未能触动其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在遭遇挫折后，重返旧体制，长期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到积重难返之后，又进退失据，出现一系列严重决策失误，“红色帝国”终于灰飞烟灭。

——中共本身也是“挑战-应对”的产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迫切需要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送来了马列主义。迄今为止，中共的历史可以大略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赢得战争与革命；第二个30年，坚持“继续革命”，实行计划经济；第三个30年，面对“文革”的政治灾难和濒临崩溃的经济，推动渐进式改革开放，成就举世公认，但多年小心绕行的问题逐年积累，新矛盾不断产生，目前依然面临艰巨的挑战。

近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时有局部进展，但是，要素价格等方面的攻坚改革却迟迟难以启步，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整体改革亦动能不足。强拆、截访、官员贪腐等案例层出不穷且触目惊心。中共领导人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故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可谓切中要害。

20世纪的中国付出了血泪代价，换来的教训是应以不断的进步，释放社会内在的冲突与压力，避免社会结构性断裂。然而，改革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改革进程的快慢、深度与广度，取决于其具体策略和路径，能否凝聚社会合力，还取决于其进程是否满足了社会心理预期。如果社会心理预期长久得不到满足，即便改革不时取得技术性进展，也可能功败垂成。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改革试点在多个领域、多个地域不时推进，如中共基层选举改革、重庆“新经济政策”和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个别地区尝试推进的阳光财政，等等。它们究竟能走多远？一旦触及深层次体制障碍和刚性利益格局，改革步伐能否免受羁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近来，国内外多位观察人士态度转趋乐观，理由是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环境已发生了永久变化，投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这一观点诚然不为无据，但是，应该看到，外部挑战既非转变发展方式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关键在于着力约束政府支配金融、土地资源的权力，营造支持新的发展方式的制度环境。而这两大任务均不可一蹴而就。在设计整体改革方案时，必须留有一定的时间“提前量”，及早擘画、启动。

改革成败系于天时、地利、人和。宿命固不可取，侥幸亦足以毁业。

以史为鉴，前提是能够让公民了解“不虚美、不隐恶”之信史，学术研究不预设“禁区”。2010年7月，习近平副主席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当为此意。为此，历史档案应依法适时公开，以便全社会还原史实。

中国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时期。2011年为“十二五”规划实施第一年；2012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制定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段治国理政战略，实现领导层人事交替。金融危机后的世界路向何方，也将渐显端倪。此时回首重大历史事件，沉思“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之古训，正可定点历史方位，辨识改革目标，策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