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标本意味，北京的交通困境及其治理，已成国内舆论集中关注点。

北京市民戏称首都的交通堵塞为“首堵”。上周，北京市政府拟出台若干缓解交通拥堵的综合措施，已获得国务院原则同意，并从12月13日到19日公开征求意见。如何治理“首堵”再引热议。

这份7000多字的“意见”制定了28项综合措施，内容颇为详尽、具体。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公交出行的措施。果真付诸实施，这些措施至少会在短期内局部改善北京交通。然而，“意见”主要着眼于技术层面的改进，对造成拥堵的深层次原因基本未提及，令人遗憾。事实一再表明，一味在技术层面、微观领域大把花钱、添丁加物，只会让北京沦为更辽阔的停车场。多年来执行的“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策略未能奏效。今日必须寻求治本之策，首要之策即在于停止“摊大饼”，发展新中心。

事实上，这并非北京首次大力治堵。2004年以来，北京市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疏堵努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其成效，是否“交通发展基本适应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需要”，市民心中是有数的。数据显示，北京市民每月因交通拥堵而造成的经济成本为335.6元，远高于广州、上海等其他城市，居全国之首。2003年北京交通委成立时曾确定一项目标：在2010年建成“新北京交通体系”，使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有所缓解。这一目标显然没有实现。

诚然，北京治堵的困难显而易见，它正处于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化整体进程，全国首都，千万人口，470多万辆机动车……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决定了北京治堵也必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困难和已有努力均不足以冰释居民的困惑，驱快蜗行牛步的车流。

解决堵塞首先取决于城市规划。北京市在规划上曾数次铸成大错。如今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可谓教训换来的成果。据此，要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学者将此形容为变“摊大饼”为“糖葫芦”式发展，沿交通干道跳跃式地分布和建设城镇，分担市区功能。规划顺应世界城市发展潮流，应该严格执行。

然而，规划软约束状态却往往使其流于空文。数据表明，就业人口向中心城积聚的趋势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若干新城沦为“睡城”，居民朝往夕返大大增加了交通压力。除新城设计缺陷外，种种权钱交易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是主要原因。欲治堵，先治腐。

不容回避的是，治堵还须勇于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原因，北京形成了坚硬的“大院文化”，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交通孤岛”，数不清的断头路、丁字路，严重削弱交通微循环功能。应对这些“机关钉子户”难度极大，但是，也不乏成功案例。解决此问题往往超出北京市的权能，更高决策层当有此意志和智慧。

在存量难以改变的情形下，改变增量是一个 “可行解”。新行政中心争议有年。根据北京市规划，南苑区域作为“远期中央行政办公预留地的备选用地”。这一工程应及早启动，愈早愈主动。日本、韩国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新城的设计建设中，北京有机会吸取旧城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新路。这是对已有城区拥堵的釜底抽薪之策。

就交通建设自身而言，解决之道在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近年来，北京公交开设新线路，更换公交车，力度颇大。此外，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到2015年，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561公里。但是，应该看到，这种超常规本质上是“还历史账”，纵然突飞猛进，与拥有数千公里轨道线的东京、纽约等城市相距甚远。公交建设切不可松懈。

北京治堵千头万绪，要害在于以何者为本位。应将“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放在优先位置。限行、收费、投资、公车改革等具体措施涉及多方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效益的协调，必须公开、公平、公正，经得起严格的科学验证。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对“城市病”标本兼治，而交通拥堵素来是“城市病”中最严重的一项。首都享有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资源，治堵尚且如此之难，其他城市治理拥堵的难度可想而知。当今交通困境恰是中国“渐进式”改革艰难前行的缩影。所有当初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业已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挑战。如今的选择，惟有正面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