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先后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与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谋面，两人风格迥异。岂止风格……

周五（3月24日）晚宴前，德国驻华大使官邸的鸡尾酒厅里，十几名客人持杯站着，三五成群地聊着天。格哈德•施罗德端了一杯果汁，在和一个德国企业家闲着。我走过去，有大使介绍，他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互换名片，接着我们便聊起来。

这位65岁的德国前总理中等身材，背略有些弯，脸上透着谦让和随和，并不像当年的官方照片上那样显得神情坚毅。他乐呵呵地和我聊着这次中国之行——如何去了上海又来北京，还准备周末直接飞越南河内，因为同行的荣格先生要到河内庆祝自己60岁生日而兴奋。荣格是瑞士荣格出版集团的老板，而施罗德退休以后就成了荣格的私人顾问。

“德国现在还挺冷的，我很高兴去河内，暖和多了。”施罗德还兴致勃勃地透露，他4月要去青岛，而且11月还要来北京。

我问施罗德，你离开总理职位以后做什么？他告诉我，他本为律师，离开政府就继续当律师，现在有“四个客户”，荣格集团即为其一。还有另外三家，包括TNK-BP。他今年刚出任了TNK-BP石油公司的独立董事。

“这是BP和一个俄罗斯财团AAR合资的石油企业，各占50%，非常有意思。”他解释说，TNK-BP现在是俄罗斯第三大石油企业，但两家股东冲突不断。今年初，为了改进治理，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一家四名董事之外，将董事会扩大到十一人，再聘请三名独立董事。“另外两人是由BP和AAR分别提名的，我是第三个人。所以非常有意思。”

我问他，你还对政治感兴趣吗？他很坚决地摇着头说：“不，没兴趣了。我马上满65岁了。从州长到总理，干了这么多年了！”

施罗德当选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州长是1990年。此前他一直为职业律师，1986年成为下萨克森州议员。和他同样出身于律师的托尼•布莱尔，1990年时已经在英国下议院当了七年议员，而且出任英国工党影子内阁的大臣已有两年。

布莱尔1994年当选英国工党主席，成为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同年被女王封为枢密院成员。三年后的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布莱尔出任政府首相。此后，他又两次连任首相。至2007年辞任，他当了十年首相。

布莱尔当首相时，施罗德还是州长。不过一年后的1998年，施罗德就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候选人，紧接着于当年9月当选总理。此后的施罗德同样曾蝉联总理，直至2005年10月辞任，他的德国总理生涯长达七年。

两人同样曾经是国际上的政治风云人物，同样是成功的职业政治家。不过下野之后，差别很大。这当然不仅是年龄之差。

56岁的布莱尔跟我们说，“人一退休，就过气儿了（Once you retire you expire）”，所以他永远不打算退休。

事实上，布莱尔不仅没有退休，他的心也根本没有离开政治。中东特使的身份，世界经济论坛的活跃身影，早已为人熟知。即使此次来中国，他到清华演讲，搞气候对话，见中国总理，亦处处可见政治领袖的印记。

在我参加的那个为他举办的私人晚宴上，布莱尔也更像政治家布莱尔。他迟我们半个多小时来到准备就餐的中国大饭店多功能厅，一进来就与所有等待的来宾一一握手，热情寒暄，看去和我三年多前采访时一样英气勃发，信心饱满。大家在餐桌坐定后，布莱尔说，在就餐以前，我先讲讲。接着，他开宗明义，对即将召开的G20进行前瞻，一口气谈了三点（可参见我的另一篇博客“听布莱尔和楼继伟等人聊世界经济”）。晚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他和人们纵谈政治、谈金融、谈商业，饭桌上全是宏大的严肃主题。直到宴后大家合影握别，布莱尔之于我们，始终是政治明星。

据说在2009年欧盟按“里斯本条约”改为常设主席制后，布莱尔有可能担任具有实职的第一任主席。不过这一切尚未见端倪。当然，可能的重返政坛的前景，并不影响他在今年2月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Tony Blair Associates”（托尼•布莱尔协会）。在我参加的那个晚宴上，他也谈到了自己的公司，“第一是提供地缘政治方面的咨询服务，给到各地的投资者提供地缘政治的背景，引见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人物会面，交流看法；第二是为政府提供咨询，提供建设性意见”。

此外，据英国媒体报道，布莱尔在离任后，还以担任了JP摩根和苏黎士金融集团的顾问，年薪分别是250万英镑及200万英镑。当然，他中东特使的职位是无酬劳的，而且他还在从事气候变化活动，以及经管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和布莱尔的晚宴情形完全不同，周五晚宴系德国驻华大使做东，主客为前总理施罗德，参加者还包括中投董事长楼继伟、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卢秋田、与施罗德同来北京的荣格传媒几名高管、媒体身份的我，以及德国企业的中国区总经理或首席代表。东道主德国大使上来致了欢迎辞便开宗明义——这是个轻松的晚餐。

果然很快地，15人的餐桌上，大家三三两两地与身边人聊起来。还是后来坐在施罗德右边的楼继伟提出个严肃的问题——欧洲人如何看周小川行长所提的SDR*，整个餐桌方静了下来。然后，施罗德简单谈了自己的看法，英文说了几句后，他转而用了德文。

SDR话题过后，大使接着讲了些看法，大家又聊了一会中国经济。很快地，再度进入三两人之间的自由交流。我注意到，整个晚宴期间，施罗德主要在和左侧一位德国大公司的驻京首席代表用德文聊天，没再和其他人进行礼节性交谈。

既然晚宴上没有共同的宏大话题，我也选择了与身边荣格出版的一位高管闲聊。提及施罗德，他先说是他们的顾问，又强调说是荣格本人的“私人顾问”。

我注意到这差别，问：为什么这么强调“私人顾问”？

“因为在欧洲，这是有些负面的，所以我们强调是老板的私人顾问，不是公司顾问。”所谓负面，他接着说，“因为他曾经是政治家，我们是媒体集团。”

我恍然大悟，想起施罗德洗不去的政治家印记，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即使为一家出版集团做“私人顾问”，也只能选在瑞士而非德国。

那天晚餐是西餐，加甜点四道菜，结束时不到20点。

在德国，施罗德饱受争议的商业活动不是当荣格的“私人顾问”，而是出任了天然气管道公司Nord Stream的非执行主席。Nord Stream是一家俄、德及其他欧洲企业的合资企业，专事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到欧洲的输油管道修建，俄罗斯的天然气公司Gazprom 持股51%。施罗德在总理任上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甚好，也曾大力支持这一项目。辞任后不久，即接受聘任担任该公司主席，获得20万欧元一年的年薪。德国媒体曾指出，“如此丰厚的薪酬意味着利益冲突”。当然，施罗德律师不予理睬。

施罗德离开政治舞台后，主要居住在萨克逊州首府Hanover的家中，同时在柏林租住一套公寓——他作为总理可以在柏林有永久性办公室。他和第四任妻子Doris Köpf、她的女儿和一个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收养的孩子生活在一起。2006年，他又收养了一个孩子。

BBC曾报道说，施罗德离任后刚一个月，就到英国威尔士乡间一所英文学校参加了一个为期12天的英语课程。其间，像普通人一样经常在乡间散步，到小酒吧喝酒。

“他和其他学生一起进来，静悄悄地喝东西，我们完全没注意到他是德国前总理。”当地一家小酒吧的主人告诉BBC记者。

这个描述和我的感觉很相似。不过，BBC也说，施罗德是在保镖的陪同下离开英国的。

除去卸任后因举手投足引起的政客身份联想与苛求，这种保安特权也是成功的职业大政治家终生抹不去的标志之一。还记得那天晚宴结束，郑重道别，尊贵的客人们相继坐进使馆庭院里停放的各色豪华黑色轿车，惟我一人穿过车丛，步出使馆。在门外转着找自己停在路边的车时，回头看到铁栅大门开了，一辆警车闪着顶灯疾驶而出。

我惊讶了片刻，方始悟出：这是施罗德总理的开道车呀。

回到家中，细看施罗德给我的名片，头衔是Bundeskanzler a.D。编辑部曾留学德国的记者张环宇告诉我，Bundeskanzler即总理，而a.D 是ausser dienst，即任外的缩写。德国总理在离任后，会使用这个头衔，同时可以享受办公用车、办公场所以及安保人员等系列离任福利。

“当然，每一个德国离任的总理的头衔都是一样的。”他说。

还记得我采访之前是凤凰的阮次山与布莱尔对谈，凤凰老板刘长乐与副总裁王纪言都去了。会后长乐与布莱尔握手致意，王济言给他们照了相。后来为节约时间，我惟有坐在阮大主持的位置上采访这位当红政治家，周围电视采访灯光依旧，机器未撤，加上一大堆摄影记者照相机闪光灯不断，布莱尔倒是泰然，我却一直挺紧张。那种感觉，至今犹在昨日。

*SDR，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G20伦敦峰会前夕，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及此问题，引至国际舆论众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