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次去迪拜参加“阿拉伯传媒论坛”，就是要去与各国同行讨论这个问题。

会议的举办地，是迪拜著名棕榈人工岛上的Atlantic Palm酒店&会议中心。迪拜立志成为中东地区的服务业中心，其中就包括有意成为传媒产业的带头人。为此，一座集中了媒体产业的“媒体城”拔地而起，由迪拜新闻俱乐部组织的“阿拉伯传媒论坛”也是年年召开，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传媒论坛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发言人开始面向全球来选择、邀请，发言主题也重视兼顾地区性和全球性话题。

“危机之前，财经媒体去哪儿了？”就是一个全球性话题。阿拉伯媒体论坛的组织者在日程中提出：

•     全球金融危机把市场和众多金融机构带入深渊，事前却毫无警示。媒体去哪里了，特别是财经媒体？
•     在危机升级的时候，那些国际财经媒体去哪儿了？
•     财经媒体是不是被大公司吓倒了，失去了批判性分析的能力？
•     阿拉伯媒体是怎么报道经济危机的？
•     财经媒体的信誉是不是成了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是不是为流言和投机行为提供了平台？
•     有什么教训可以吸取？

在这个有阿联酋总理、迪拜酋长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出席，上千人参加的论坛上，我们这一节非常受重视，故安排放在论坛隆重的开幕仪式后第一节。讨论由一位曾经担任过cnn主持人和金融编辑的名播Todd Benjamin主持，他专程从伦敦飞过来。这一节的讨论者还有来自美国的Martha Hamilton——一位前《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和财经编辑、美国财经新闻界调查报道领域的名记者，一位马来西亚经济学教授，以及两家中东财经新闻界的头面人物。

    这一节讨论在午饭前举行，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没有正式发言，全然是自由讨论。藉TODD的专业水准和主持艺术，台上台下很热闹。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圈内圈外，看法都不一样。问题可以提得很激烈，评论却更倾向于平心静气。核心问题是媒体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在危机来临后，质问媒体是不是公平？

我们都不是研究者，不过大家都承认，这些年来，预示金融危机、报道信用市场的风险，在高质量的西方媒体（所谓上述“国际媒体”）上其实有不少。只可惜不少报道被忽视了。

在会前与美国同行讨论这个问题时，我的朋友、前《纽约时报》驻巴黎记者Craig Smith就列举了许多例子。他说，那些最有经验的金融记者，例如《纽约时报》的Gretchen Morgenson，《华尔街日报》的Mark Whitehouse 和Greg Ip，还有《商业周刊》的Peter Coy，多年来一直在报警，指出“抵押债务债券”（即CDO）酝酿巨大的风险。媒体并没有缺位，可惜闻者无心。

这一判断在这次会上大家多有认同。

我也记得《华尔街日报》确有不少此类批评性报道，印象最深的是在2005年冬季的一整套报道，就是说的资产价格膨胀、信用透支和流动性过剩，最后必然导致泡沫破裂。以后的一年中国市场红红火火，我在年底写过社评《盛世危言》，自承多少受到了此前读那组报道的启示。

不过现实很无情。在美国乃至全球，或许是这类警报声因为不够强大，还是被淹没了；或许是人们根本不愿意听，泡沫还在继续，直到危机来临。这也是事实。“在泡沫兴旺的时候，多数人不愿意倾听严厉的警告，直视‘市场有上就有下’的基本道理”，这也是我们的体会。

更重要的是媒体的任务是什么。与会许多人都提出，其实，媒体的主要任务是传递信息，并不负责趋势预警。在我们这节的发言人中，惟一的非媒体人士、马来西亚经济学家Mohamed Ariff 就这么说，台上台下附议者众。

“这场危机部分是结构性的，部分是周期性的，所以记者们不太容易察觉。在我看来，新闻就是报道事实，基于严肃分析，不能投机。”他说。

“媒体只是报道消息提供者的看法。既然连格林斯潘都错了，媒体又能怎么样？”我接触的好几个资深媒体人也这么说。

他们谈到，这场危机的来临如此迅速、如此激烈、如此广泛，鲜有人能看清楚，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也说不清。世界金融系统已经发展得过于巨大、过于复杂，每人只懂一部分，怎么能对记者要求过高呢？

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媒体的主要任务是报道事实，不是提供预测，特别是不负责长期预测。

“所以，人们在事后指责媒体‘漏报危机’，既不现实，也不公平。”Craig说。

[subtitle=]       论坛开启前夜，我和Todd、Martha等几个人曾在酒店吧台小聚，商量第二天怎么谈。谈了一会儿，颇有共识也各有侧重之后，Todd问：

“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呢？”

他说，这个问题他次日要问。

我同意。

我觉得西方同行是有理念和能力的。仅从危机发生之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这些媒体迅速、及时、广泛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其质量和水准。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了解这场危机最重要的信息源。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国外的同行们更多的也是佩服。

“不过，如果从头来过，有没有可能做得更好呢？”我问。

我认为可以。

Martha也同意。她说她想了很久，觉得媒体并非无可指责，教训属于大家。从专业关注点来说，她觉得，西方媒体这些年对股市投入力量很大，在股市的意义上关注公司；不过，“我们应当以更多的精力和人力来关注其他金融产品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与会许多听众也都指出，媒体这些年过于关注股市，忽视了对真实经济的关注，也忽视了对比股市大得多的债券市场的关注。

后来在会上，有一位听众站起来，非常激烈地批评美国媒体事前对危机的报道不充分，有失职之嫌。主持人Todd 要Martha回应。Martha没有做任何争辩，照单全收，很坦然。她觉得媒体保持对市场趋势、对大公司行为“批评性的分析”非常重要，这本是无可争议的。

会场上，来自阿拉伯媒体的参会者还屡屡提出“媒体与大公司一家人”“媒体太维护广告商”等一系列问题。我介绍了《财经》从成立第一天起新闻与广告就决然分开的做法，称之为“中国墙”，下来后有好几个人找我详细了解情况，很表歆羡。

美国媒体，例如cnn和《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绝不担心别人以为他们会和大公司勾结。媒体是大产业，财务独立的历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当然现在传统印刷媒体遭遇危机，江河日下，媒体行业正在整体转型，但新闻正直性原则毕竟已经确立。

但Martha也坦言，“作为记者，我们有时也有怕得罪消息来源的问题。做公司报道，维护消息来源特别重要。做政治报道是没这个顾虑的，做经济报道有时就会担心。”

现在，美国传统媒体正在陷入生存危机，Martha在会前与我聊天时，屡屡表达了对优秀新闻记者能否保住工作的忧虑。不过这次讨论金融危机时的媒体角色时，在会上没再说题外的话。

    我是会上惟一来自中国的发言嘉宾，谈的是作为中国媒体的想法和做法。我讲的是《财经》。时间很有限，综合我所谈要点如下：

财经媒体不仅要充分传递与经济金融活动有关的所有信息，而且要当好“看门狗”（watchdog），必须发挥监督功能。《财经》（以及《财经网》）即如此定位。

我们认为，财经媒体应当独立思考，敢说真话，不能迎合读者，光说读者想听的，而应当说读者需要听的。我们这样想并这样实践。

我们用约三分之一的人力物力从事调查报道，格外关注肆无忌惮的市场玩家，警惕假消息、误导性传言、内幕交易和各种意在诱骗的诡计，认为“裙带资本主义”是中国未来的主要威胁，持续性揭露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

会后，不少与会者过来与我交换名片，交谈甚欢，共识不少。其实，在这次讨论中，大家最重要的共识就是财经媒体必须加强调查报道，而企业与政府应当增加透明度，以利于媒体监督。

中国媒体在这场源于美国的危机面前表现如何呢？《财经》在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暴发后，一直投入了足够的时间和人力来报道。我们没有幻想中国会与世界“脱钩”。我们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市场上的WATCHDOG”。我对Tod说。

他微笑着等我的进一步回答。我略想，说，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中国，泡沫，次贷，复杂到看不清的衍生品，我们的质疑声会非常强烈；但确实，我们在事前，确实也曾高估了“华尔街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和美国的监管机制监管能力。

“格林斯潘也说过，应当有信念（faith）。他以为华尔街的大公司能管理自己的风险——那是他们自己的公司呀！”Todd笑道。

说真的，得面对历史也面对自己。这是一场史所未见的、复杂深重的危机。谁都有可能错，抱怨当然没有意义，而直面教训是最有必要的。反思，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