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现在很多国家一方面希望得到中国的投资，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投资有一定的恐惧。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各国需要外资的渴望将会超过他们的恐惧。

Mark：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投资害怕，到底怕什么？

布莱尔：人们觉得中国和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毕竟是不同的，这就跟在80年代的日本一样。但只要有正确的策略，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中铝收购力拓。如果你办法对了，就会有很多人支持这项交易；如果突然出现，人们就吓着了。另外，老实说，如果情况更糟，人们就需要更多的投资。

比如80年代，日本要在英格兰北部筹建汽车生产。当时英格兰失业率高，以为这一计划会受到欢迎，但事实上，当时出现了很大的争议。现在日产汽车是英国最好的雇主之一，所以说万事开头难。我觉得，你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但得有个策略，不能太简单化。

当然，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投资机会。

Mark：我知道您现在建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公司业务范围有哪些？

布莱尔：第一是提供地缘政治方面的咨询服务，给到各地的投资者提供地缘政治的背景，引见金融和政治方面的人物会面，交流看法；第二是为政府提供咨询，提供建设性意见。

Mark：您在结束任期之后，为什么还这么热衷于这方面的事业？

布莱尔：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你退休了，你就过气儿了。所以我永远不打算退休。尽管世界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但同时也蕴含着很多机遇和变化。比如，中东很多国家都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很多投资机会。

高尚全：我想请教布莱尔先生一个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什么时候见底，您有什么看法？美国何时见底，何时回升？欧洲呢？

布莱尔：我也希望我知道答案。在座的专家比我更资深。我的看法是如果金融体系的问题不解决，恐怕很难看到结果。就像刚才楼先生提到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未获得真正解决，所以现在也很难讲。至于欧洲，现在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护单一的货币体系，另一个问题是维护政治稳定。法国现在的失业率是12%，还可以控制；如果再攀升两个点，可能还可控制，如果升至15—16%的话，情况就很难预料了。

Mark：您觉得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有没有潜在的战乱危险？很小的可能性？

布莱尔：我认为不可能。现在全球都有个共识，即我们要合作来解决金融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人们需要中国帮忙。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看法。但在每个国家内部可能稍会有风险，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来保住自己的权杖。

楼继伟：西方需要中国帮忙，是希望中国承诺在IMF资助基金中有比较大的份额。但是昨天(3月23日)，我们的央行对外宣布，如果IMF发债，中国愿意买。方式有些不太一样，你怎么看？

布莱尔：我觉得中国是愿意提供帮助的。但把自己的钱放进去维护全球的金融体系稳定，需要很好的理由，何况中国毕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我觉得此时此刻，中国可能会按照中国央行提出的这类办法进行。但仍然有可能，全球达成共识形成契约——极为严肃的契约，采取一系列行动，中国可能要准备进行帮助。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必须拿出理由，向自己的人民进行解释，为什么中国拿出许多钱——自己省出的钱——去救助东欧国家。

楼继伟：我们是穷国，为什么帮助富国呀？

布莱尔：对呀。你们比要救助的国家穷困。这是很难的。但有些情况确实严重，我今天见温总理也说了这种特殊情况：现在欧洲人其实并不担心东欧的经济，而是担心欧元区的经济。他们担心如果东欧经济崩溃，就会波及到欧元区，引至欧元区崩溃，这是很大的事情。

楼继伟：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出路：中国认购债，IMF担保要还。债息当然比市场债利率要低一些。这样总是比买美国国债安全，对老百姓也好解释。要求IMF发放贷款时，贫国往往是被动接受危机冲击，利率折扣大，对那些富国，对不起，借给你的时候利息要高，也帮了你的忙，反正你现在借不到钱。这是因为它们自己的宏观政策不当，利率折扣要小。这种奖罚政策更为市场化，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

央行正在跟IMF谈判。IMF的章程允许这样做，但它毕竟以前没做过。现在正在谈。所以我们的做法，和布朗首相的提法就有些区别，他只是希望中国承诺出资。

布莱尔：中国人对经济危机的感受跟西方人一样吗？在西方，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经济危机成了人们每天惟一的谈论焦点。中国也这样吗？

楼继伟：我不知道。在我们公司，大家天天都谈这个，因为我们是干投资的。在老百姓当中，很多人感觉过得还是挺好的，至少信心比西方强多了。

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做了很多解释，说这是个全球的危机，包括中国在内。不是我们自己一点毛病没有，都是外面引入的，你已经成为全球的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但是这么复杂的事情老百姓比较难理解。

布莱尔：在即将举办的20国峰会上，人们对中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会非常关注。另外，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也对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特别关注。

楼继伟：欧洲、中国和澳洲对气候变化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布莱尔：是。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说现在是经济危机时期，应当着重解决经济问题，为什么要关注气候变化的问题？但是，关注气候变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危机。

楼继伟：各国政府现在都在花钱，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最好的办法，应当把短期的刺激和长期的改善结合起来。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而气候变化就是其中一个长期问题，必须结合考虑。不然今后必须花钱的时候，通货膨胀了，需要紧缩了，拿不出钱来。

布莱尔：现在不应该为了花钱而花钱，而应该把钱花在刀刃上，创造更好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楼继伟：如果我们在新能源和节能技术上肯花一些钱，给一些鼓励政策，今后经济恢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原油的价格不会很高。

高尚全：危机以后，新的技术才会出现。我想这次中国也会出现新的技术。最近我们在北京搞了个节能减排的展览，八个常委都去看了，说明他们非常重视。

布莱尔：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出新的燃煤技术和二氧化碳捕捉技术的话，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很难。现在70%—80%的电，都是由燃煤来驱动的。

楼继伟祖籍浙江，在北京长大，文革中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后来当过军人和工人。他文革结束后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社会科学院读计量经济学研究生，从此进入经济学界。他毕业后，前期主要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和社科院做关于财政金融的调查研究，后来到上海担任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其时朱镕基是上海市长。

楼继伟1992年进入国家体改委，出任宏观司司长。他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人之一，并于1995年远赴贵州担任副省长。他1998年回到北京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在此任上长达九年，历经两位部长——项怀诚和金人庆。在同一批经济官员中，楼继伟因长于研究、著述颇丰，被视为“学者型官员”，其学术成就尤以宏观经济和财税领域见长，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7年初，中国政府决定成立主权财富基金，57岁的楼继伟于当年3月被提升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筹组新公司，并于当年9月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因中投高达2000亿美元的实力以及主权基金的重要地位，楼继伟亦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重量级中国经济人物，曾被美国《Time》杂志列入“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名单。

*关于IMF发债，请参见最新一期《财经》前瞻G20的文章《一天内拯救地球？》第一节，以及《财经网》专稿“中国将购数量可观的IMF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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