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即将于4月2日举行的20国集团伦敦峰会(G29)充满期待。在全球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变得空前强烈，料将成为峰会的主基调，但并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我们认为，当前，应重点关注和反对种种花样翻新的“隐性保护主义”行为。

自由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危机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这些已是常识。实际上，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无论是在经济刺激法案中加入软化版“购买美国货”条款的美国，还是过去30年来经历沧桑巨变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抑或同被归入“金砖四国”的印度和巴西，乃至在农业补贴上力度最甚的法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会公开支持保护主义。它甚至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应该说，道理是浅显的，也是可以广为接受的。但是，一边高喊反对，一边行保护主义之事，却成为许多国家的“协调一致行动”。就在此次峰会前夕，世行一份报告显示，在2008年11月20国集团宣布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来，已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贸易保护措施中，提高关税仅占三分之一，且全部由发展中国家采用。换言之，有大约三分之二采取的是“隐性保护主义”方式，比如，对进口产品实行非自动许可证，限定进口商品入关的口岸，提高进口商品标准等，从而使贸易保护主义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不过，最主要非关税壁垒还是出口补贴。世行报告显示，在47项限制贸易措施中，发达国家占12项，全部采取出口补贴，而发展中国家的35项中，有31％是出口补贴形式。

危机下的各种保护主义行为屡见不鲜，使各方包括始作俑者在内均付出了惨痛代价。声名最著者，莫过于上世纪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大萧条”时期通过的这一法案，对2万多种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从而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国际贸易因此几近停顿。以致有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十年之久，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斗转星移，在此次被视作“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人们看到的保护主义，已经不像过去那般明目张胆，而采取了各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难定性的方式。比如，WTO允许不少原则出现“例外”，这本来意在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它们却为保护主义提供了借口，因而遭到滥用。最常见的例子是反倾销诉讼和以技术安全标准为借口的保护主义。以增加银行资本金为借口，导致资金回流的金融保护主义也悄然流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当下的保护主义提出如此警示：那种“走前门”的保护主义不再可能，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走后门”的保护主义，比如，打着环保旗号阻止外国商品进口。

明知保护主义最终令一国经济深受其害，但各国政府很难拒绝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其原因既有获取选民支持的动机，也有急功近利，获得短期经济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自救的潜意识抑制了理性的思考。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知易行难，是因为保护主义仿佛可以带来当下的收益，而放弃保护主义实现共赢则有待于贸易伙伴们报以同等的互信和善意。此时此刻，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主要贸易国之间为共度时艰建立互信。如果没有这种互信，我们不仅无法阻止各国进一步滑向贸易保护主义，也无从凝聚化解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合力。

建立互信，需要美国、欧盟、中国和其他主要贸易国发挥领导作用，作出清晰的、可操作的、可验证的反对保护主义承诺。对保护主义最好的回应，就是使已历时七年、至今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获得成功。

我们也需要反躬自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及贸易自由化浪潮中受益良多，但毋庸讳言，过去和现在，国内都存在形形色色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与行动。世行报告列举中国贸易保护行为有八项之多。3月26日，中国宣布再度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虽然“保护”并不简单等同于“保护主义”，但中国还是应对此持“有则改之”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能否履行一个大国的责任，成功压制国内的保护主义诉求，还关系到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能否坚持、深化的大问题。越是危机当头，越要坚持开放。正像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所言：“如果我们一遇到风险和挑战就关闭改革开放的大门，那么，我们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可能再度被边缘化，未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历史机会也会与我们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