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的改革战略系属公认的“大震荡”模式，主要重大改革在1984年至1991年八年间全面铺开，基本完成

“不情愿的革命者”

2005年8月，当63岁的戴维·朗伊因为肾病死于奥克兰一家医院时，新西兰电视台重播了一年前为纪念新西兰改革20周年所拍摄的电视文献片。这部长达110分钟的电视片以朗伊和他领导的新西兰改革为主题，题为“不情愿的革命者”（reluctant revolutionary）——一如马丁·路德·金对自己的注解。

1984年7月朗伊当选总理时，只有41岁，是新西兰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被历史突如其来地推上舞台之后，朗伊和他的政党并没有想到，刚接手的政府正面对一个巨大的黑洞：仅仅为应对外汇挤兑，就已经消耗了当时新西兰GDP的10％。政治格局是如此反讽，在本应属右翼的国家党坚持管制经济和高福利政策执政九年之后，左翼工党执政之始就只能选择自由化之路。

危机呼唤改革，巨大的危机呼唤激进改革。朗伊任命他担任工党领袖时的经济政策发言人罗格·道格拉斯为财政大臣，一场全面改革开始了。

上世纪80年代是世界上的“改革年代”。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始作俑者，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变革。不过新西兰的经济改革仍然因其全面、广泛和彻底性，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实验意义的经典之作。

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从1984年开始，动作可谓雷霆万钧。新政府上台不到一年，至1985年3月，新西兰已经放开了利率，取消了工资和物价控制，并实现了浮动汇率和外汇自由流动；在两年中，农业补贴、出口补贴和进口许可制全部取消，并将为进口保护设制的关税全面取消；至第三年，预算改革、税制改革和公司化改革也相继启动。

面对国家的经济危机，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无可选择，最初的设想就是执政三年，背水一战。不过，抛去政治顾虑的彻底改革得到了中产阶段的理解和支持，工党在1987年的大选中得以获胜连任。私有化法案、公共支出改革随即在下一年启动。

改革并没有立即带来可观的经济成果。1987年10月的全球股灾更进一步将新西兰拖进经济衰退之中。改革在1988年一度失去了足够的政治动力，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纵使工党政府于1990年下台，继任的国家党惟有继续改革未竞之业，最为艰难的劳动力市场和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也开始了。

深水区

新西兰的改革战略系属公认的“大震荡”模式，主要重大改革在1984年至1991年八年间全面铺开，基本完成；其中难度较大的改革，例如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均在两至三年内完成。而改革的经济成果在1992年之后逐步显露。

但巴克尔教授还是向我强调，新西兰改革是危中寻机，所以改革的顺序仍存在问题。如果从劳动力市场改革起步，总成本会小得多。但改革总是需要理解和实际政治支持，而在1984年，最易获得支持的只有金融改革以及相关的贸易改革。

“事实上，依靠工会支持获得政权的工党政府在改革的最初几年中不仅没有痛下决心，解放劳动力市场，还重新主张强制性工会。”

其结果就是物价放开，工资上升。从1986年到1991年，实际工资的升幅一直在11％左右。而1991年时失业率已经达到10.9％，就业率下降了5.6％，自30年代经济危机后前所未见。新上台的国家党政府着手全面改革，1991年劳动合同法通过，解除劳动力市场管制，以自由结盟、分散谈判取代了往日的单一工会集中谈判，劳动力市场效率很快显现出来。至1995年，新西兰的失业率从四年前的10.9％降至3.8％。

社会福利是值得关注的另一改革领域。新西兰高福利传统由来已久，几十年来标准不断提高。特别是1977年再度通过推出了一个“超级养老年金”计划（superannuation scheme），确定由政府运营一项养老基金，使所有公民在60岁之后均可获得高标准退休金。巨额福利支出使财政负担不断加重，至1984年，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已经达到GDP的11.6％。

改革理论上应包括建立更有效率的、激励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福利如同劳动力市场，正是工党执政之本。故新西兰在巨大的改革初期震荡中，福利体系基本没有变化，政府只是通过税改做了些许微调。至1990年，福利支出已经升至GDP的14％。

接任的国家党政府着手进行了削减福利的改革，其中包括取消家庭补贴、医疗等其他公共服务重大支出收费等，也包括鼓励享受福利者积极寻求就业机会。1993年到1994年，政府福利支出占比GDP降至12.9％。应当承认，新西兰至今仍是OECD（经合组织）国家中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超级养老金计划”继续实施，只是享受者标准延至65岁，在供方增加了灵活机制。

钢筋架构

改革主要集中于1984年至1991年。改革前，新西兰的经济增长已经跌至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半数，年GDP增长在1990年前低于0.5％。1992年正常增长方始恢复。从1995年到2005年，新西兰GDP以平均2.1％的速度增长。

如今的新西兰不属于最富的国家，“约低于OECD平均水平的13％”，巴特尔说。不过，他和新西兰经济改革研究所所长布伦特· 雷顿都认为，改革为新西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宏观框架”，而且在微观上具有结构变革的意义。

“我们的增长不是周期性的，是结构性的。”雷顿强调说。他说现在许多人愿意到新西兰工作或投资，主要是因为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过稳定的成长预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危机过去，成长稳定，改革动力不再的时候，一些未竟改革会出现争议，出现反复。例如“超级养老年金”计划就是现在既受到批评也获得坚持的高福利政策的一部分，这被认为是工党执政之本。

不过，整个改革本身具有不可逆性。

“关键是取消管制和补贴，全面开放市场，再就是建立起好的宏观经济框架。”巴特尔特别喜欢强调这个框架。据他介绍，新西兰的货币政策过去由财政部确定。这样，就很容易按选举周期进行操控，不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新西兰从1989年明确新西兰储备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并以低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到1990年降至5％，多少年来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

巴特尔说，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控制通胀为优先目标制定货币政策的国家，为此通过了1989年的“储备银行法案”。“其他国家只是由央行行长确定何者优先，决定是不是盯住通胀。我们是法律规定必须这么做。”他说，在新西兰，有一个商界和学界人士组成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推荐储备银行行长候选人，然后由财政大臣正式任命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还负责监督行长的工作。

财政改革也关乎宏观经济框架的完善。新西兰的财政改革包括预算改革、公共财政改革、税制改革诸方面。因为公共支出一直难以锐减，改革之后财政赤字仍在不断上升。1994年“财政责任法案”的实施，意味财政改革全面推开。“法案的核心就是要求政府必须执行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控制负债水准，而且确保过程透明。”

巴特尔说，改革确保了政府债务实质性下降，现在债务余额只占到GDP的20％。过去17年里政府都实现了当年财政盈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