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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观察】G20如何应对“囚徒困境”　　

中国应在反对保护主义上发挥领导作用，推动发展议题进入G20议程

近来纷繁复杂甚或相互抵牾的信息突显出20国集团（G20）角色的尴尬。首尔峰会将于11月11日至12日举行，其“预备会”韩国庆州财长会议曾令国际汇率战暂时降温，获得国际舆论肯定。然而，11月3日，美联储宣布，计划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正式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这必将迫使更多国家干预汇市。在后危机时代，G20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令人关注，令人忧虑。　　

首尔峰会是G20集团一年两届峰会机制的最后一次领导人聚首，从明年法国峰会起，将改为一年一次。根据东道主设定的议程，本届峰会更多扮演承上启下的角色，努力实现此前历届峰会设定的任务，包括确保全球经济继续复苏，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保证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全球增长，建立更强有力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并对国际金融机构加以改革，等等。

庆州会议召开之时，正值全球汇率战一触即发之际。多国官员相互指责，政府纷纷干预汇市，G20此前为走出经济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有前功尽弃之虞。为此，组织方临时调整日程，将汇率问题作为会议首日的惟一议题重点讨论。世人皆知，如果汇率争端得不到缓解，首尔峰会便不可能取得成果。

在庆州会议上，各国就汇率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据会议《公报》称，各方决议“向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的且更多由市场进行决定的汇率体系发展，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公报》还特别强调，“先进经济体，包括那些拥有储备货币的经济体，将会警惕汇率中的过度波动以及无序变化。这些行为将帮助减少部分新兴经济体正面临的资本流动波动过大的风险。我们将再次共同努力推动建立一个稳定和运行良好的国际货币系统”。各国还承诺将经常项目失衡控制在可持续水平上，并同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外部不平衡实施评估，寻找其根源。与会各方也就IMF在首尔峰会前完成份额改革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共识使剑拔弩张的“汇率战”暂时降温，有助于G20继续充当“谈判厅”而非“角斗场”，从而使世人对首尔峰会充满期待。

关键在于如何使G20共识具有实际约束力。早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领导人声明中就曾承诺“自觉不从事竞争性货币贬值”，然而实效并不显著。如今，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又给国际协调前景蒙上了阴影。

不可否认，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二次探底”几率降低，危机激发出的凝聚力有所减弱，国际合作和协调也渐失动力。各国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囚徒困境”：就自身而言，其政策是有理有据的，但就国际社会整体而言，却可能是与邻为壑的，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共输”的。诚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复苏不同步，各国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是必要的，但不应有损国际协调的总原则。换言之，“各人自扫门前雪”无可厚非，“不管他人瓦上霜”却不足取。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上月对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记者所说，“即使政策不同也必须要有协调，比如通过G20的相互政策审议途径。协调不代表统一，不代表各个地区政策相同。协调意味着各自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变得更好的体系。”（参见本刊2010年10月11日第40期封面文章“汇率战无赢家”）

于中国言，应为G20的发展演进献计献策，推动IMF改革和让G20产生更大成效。

中国刚刚发布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决心主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创造世界级的国内市场。人民币近来加息，汇率恢复升值进程。这些举措既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也为主要经济体之间加强政策协调避免“囚徒困境”树立了榜样，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贵的道义资本和先发地位。

中国应敦促各国特别是美国认清流动性泛滥带来的恶果，评估发达经济体大规模量化宽松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影响。更重要的，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应在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发挥领导作用，推进全球化深化，特别是要力争G20首脑在推进WTO多哈回合谈判上达成政治决心。这在过往并非G20首脑会议讨论议题，但G20首脑会议创始亦不过两年，正面临机制从应急到永续转换的角色变迁。中国推动全球发展议题更实质地纳入议程，帮助塑造G20首脑会议在后危机时代的新角色，为其注入新活力，既是中国的使命，也是G20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