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置于空前的战略高度，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决策层已就此取得共识

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方略已清晰呈现。

10月27日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全文发表。展读这份文献，不难发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贯穿全篇的主线。作为转变方式的主攻方向，《建议》首次提出，“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表达了决策层将中国由“世界工厂”发展为“世界市场”的雄心，其内涵值得悉心关注。

无疑，能否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世界市场”顺利建成的前提，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关键。由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发展模式的转变，已刻不容缓。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粗放是计划经济遗留的顽疾，识者对此早有分析和建言。早在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九五”计划，即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确定为基本工作任务。2007年，中共十七大又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二字之变，认识更加深化，意蕴越发丰富。

然而令人遗憾是，这一转变进程并不如人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迄今未有根本转变，其最显著的表现便是经济发展过分倚重投资。居民消费绝对量虽有强劲增长，其在GDP中的比重却一直未有显著提高。出口导向的贸易方式虽提供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使得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但是，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隐形通胀、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国际贸易摩擦，等等，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原有增长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但是，总有人寄望它能苟延残喘、贡献“余热”。新老模式之间的“张力”，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诸多问题的一大源头。

此次，《建议》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置于空前的战略高度。不少海内外观察者指出，中国政府是“认真的”，转换方式有望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一判断最大的根据便是中国决策层已就此取得共识，而共识源于基本的战略判断：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已使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永久性改变，必须眼睛向内，寻找替代需求。换言之，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对增长率的冲击，实质上是针对增长方式的冲击。危机倒逼发展方式转换。

现实条件也为转方式提供了客观条件和动力。当前，中国城镇化提速，服务业扩容，消费升级，存在巨大的内需空间。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备。

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的新定位，创造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又要成为“世界市场”。如果转型成功，将利兼中外：近，有助于缓解中外经贸纠纷，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远，成为中国经济不竭动力、全球经济长久的引擎。新角色不应、不必也不会替代旧角色，但二者均需不断更新内涵，并相辅相成。

然而，这一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往转变发展方式进展缓慢，也并非全囿于思想认识。转方式“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事关经济体制，还要求政治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正如《建议》所言，“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改革着力点甚多，而识者早已指出，粗放增长模式的退出最重要的障碍，是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够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达到产值高速增长的政绩目标。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也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所有这些，皆在呼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此次《建议》在转换政府职能上着墨甚多，首次提出“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表示，“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其压缩行政审批范围、提高行政效率之意昭然。

创建世界大市场，并非单纯“做大”，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此，负责任的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就业、促进分配公平、改善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方面。在人均收入逼近4000美元的今天，无论妥善处理增长和收入的关系，还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在考验决策者的眼光和能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未来五年的中国路向何方将至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