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期——14日的观察到啦，先读可先议）

在共同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过程中，理性态度加务实做法，可帮助中美减少互疑，增进互信

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数十项具体成果。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对话开幕致辞中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具有丰富内涵的战略设想，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基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崛起势头加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总体反应是顺应时势。即便由中国崛起带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也更多是国家间良性竞争，而非“二战”后美苏之间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那种零和博弈。历届中国领导层有意对“资”“社”问题淡化处理，更是为中国树立了务实发展的形象，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应当承认，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受着严峻挑战，情势十分微妙复杂，存在诸多扰动因素。两国既要不断探寻合作共处之道，又要不断克服战略不信任带来的困扰。这导致中美两国的关系，既非“冷战”时期美苏那种全面战略对抗的关系，也非英美霸权转移时期那种总体上战略合作的关系。这或许正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新”的地方。

中美关系呈现出这样的局面，原因举其大者有二。首先，是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使然。其次，两国国际地位不同。一个是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一个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前者由于实力迅速提升，国家利益快速扩张，因而对现状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后者作为“冷战”时代仅存下来的全球性主导国家，有强烈的意愿维护既有全球利益格局。这种差异使得中美两国难免彼此猜疑。美国在如何适应中国崛起问题上，准备不足；中国则对美国战略布局心存疑虑。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的声调从未消失，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引发了中国新一轮警觉和不安。在一些中方人士看来，无论中国多么真诚地寻求合作，华盛顿的既定目标仍将是通过军力部署、条约承诺等措施来遏制成长中的中国。

诸多事实显示，中美两国存在着战略互疑。两国关系之所以不断受到危机事件的冲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互疑造成的。

面对近年来两国关系面临的种种挑战，两国领导人均充分意识到彼此需要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避免片面强调己方关注而置对方核心利益及舆情于不顾。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前提下，中美都应有通达的态度和具有弹性的方略。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双方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整合双方机构、在更高更大平台上探讨一条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尝试，致力于建立战略互信，讨论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尽管它没有完全跳出布什政府时期过度执着于取得可见的短期成果的窠臼，但是，在消除中美战略互疑乃至增进战略互信方面，亦有所建树。这一机制应该不断深化。每年双方政府间60多个不同的正式对话，也应该有助于探讨那些从根本上影响双边长期关系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战略层次上已经形成稳定的对话机制，双方对彼此底线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虽时有大大小小危机事件发生，但是，危机既可以挑战、也可以夯实两国关系的底线，对于双方来说，不失为相互学习的机会。我们注意到，在共同应对两国关系间难免出现的危机事件时，中美双方都抓住了机会，以减少互疑，增进互信。

以“陈光诚事件”为例。中美两国在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态度理性，做法务实，沟通畅通。双方做出了正确决策，其政治智慧和勇气难能可贵。事件出现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重要时刻，但是，预定的议程没有改变，各个层面的项目洽谈取得重要的建设性成果。事件本身也取得了各方均能接受的理想结果。虽然在此之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杂音很快就消除了。个别突兀失据的“自选动作”，并没有影响大局。

双方越来越多的人士学会以现实主义态度面对中美关系，两国均有繁重的国内改革调整任务。日前，美国资深国际问题专家李侃如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指出，“经济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措施保证双方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双方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却都面临过去几年的政策不适于未来发展的问题。我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却都尚未开始着手有效的经济政策调整。如果双方都做到了，中美经贸关系会更顺畅。”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将超越社会制度、价值观上的鸿沟。

世界很大，容得下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