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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继续告急,特别是日环比和三日环比双位数上升,令人忧心如焚。
 
按钟南山等专家的分析,最近一周到十天是高峰期,以目前之举措,此后疫情有望逐步下行。惟愿如此。毕竟自今年1月下旬始,全国已经一级响应,早发现早隔离,疫情信息也相当公开。
 
当初SARS于2003年1月在广东发生,传染力惊人,情况已经相当凶险,但国内其他地区知之有限。直至4月1日张文康上电视发出警告,仍未如实公布疫情。真正的全面动员,其实是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去职之后。最终至6月,中国战胜了SARS。
 
这场艰难的防疫战,有许多血的教训,医护人员大批感染即为其一。按后来公布的数字,全国SARS病患4698例,医务人员占到两成,令人痛心疾首。
 
忆起17年前的北京,宛如昨日,惊心动魄。当时北京是疫区,而有几个医院因为医务人员大批被感染,成了交叉感染中心,一度被迫“封院”。外界对此过程知之难详。在2003年5月疫情略缓、防治有序之后,我曾和记者们一起对北京一批医院深入采访,接触许多当事人,基本弄清了事件全过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基于当年采访,简记如下。
 
 
“特控疾病”
 
众所周知,北京的第一例感染发生在军队的301医院,是山西的一位26岁的于姓患者。SARS极为凶猛,在301发生大批交叉感染之后,至迟到8日,北京市卫生局已对做出非典(SARS)防疫部署。因为3月9日,北京急救中心就已经接受了SARS病人的转运任务。
 
当时正值全国“两会”前后,这一切都是秘密,许多医院一无所知。噩运首先落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附属医院头上。
 
3月16日上午,来自香港的一位70多岁的李姓病人到东直门医院就诊,症状是发热并伴有呼吸急促。得知病人何来,急诊科主任刘清泉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推测,患者可能是报上提过的广东的“非典型性肺炎”。医院立即报告了北京疾控中心,却被要求“保密再保密”。医生们仅知道,这是北京的第二例;但没有人告诉他们,第一例于某,全家八口一起在北京住院,而且放倒了301医院一批医生。
 
此病在当时被规定为“特控疾病”。治疗的第一要求就是“执行保密纪律”。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医院打电话到广东中山三院病房,几天后才辗转获得一份广东防治非典手册。由于没有任何充分防护准备,最初只用一次性防护口罩。经北京CDC提醒,医院紧急购买了100多个12层纱布的防护口罩和60件隔离衣。防目镜一时买不到,从牙科调配了10副。
 
李姓病人于20日去世。参加抢救他的医护人员中,先后有11人感染。
 
东直门医院18日发现第一个医务人员被传染之后,就辟出一栋小楼,作为隔离病房留观发烧病人。确诊后,再送往北京专治呼吸性传染病的佑安医院(而佑安医院在3月11日已经专门开辟了SARS病房)。3月22日,东直门医院急诊科关闭三天,紧急消毒。
 
不过,噩运远远没有结束。李姓病人的亲属也感染了非典,在另一处住院,故遗体无人处理,在医院停放了20多天。与此同时,医院收治的一名糖尿病坏疽住院老年患者,又出现肺部症状,于4月12日去世。因为接触史不清楚,其抢救过程没有隔离,导致12名医务人员倒下,8人后来成为危重病人。
 
第一个接诊李姓患者的刘清泉医生也病倒了。刘医生在发现传染病人后只回家换过两次衣服,其手术痊愈不久的妻子也只戴着口罩来医院送过两次粥,但她也被击中了。
 
刘医生夫妻后来相继住进佑安医院。刘清泉住进医院,还曾帮着救治。他的妻子抢救无效去世了,死前二人用纸笔交流,他妻子说:“你以后要继续干呼吸科,研究这个病。人没有肺,太难受了。”
 
我记得是记者楼夷和赵小剑采访了刘清泉。回来谈及此事,两个年轻记者都是泪流满面。
 
东直门医院此次共确诊55名非典患者,其中34人是医务人员,死亡5人,其中有2名医务人员。
 
有一位医生去世时只有35岁,名叫段力军。
 
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去职,非典疫情全面公开。4月下旬,北京市决定对东直门医院“封院”。全院隔离直到5月15日。
 
 
“病人看到有地方就往里冲”
 
北京人对“封院”记忆更深的是西直门附近的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是北京最有名的三甲医院之一,急诊和住院量年年都在北京前三位,多达上百万人次。不过,人民医院接诊第一个秦姓非典患者是4月5日,并不算很早。
 
那时,人民医院急诊科已经听说北京有十来家医院接诊过非典,看过有关专业资料;急诊科主任朱继红还在北京市接受过一次培训。急诊医生们觉得,这个64岁的女病人很像非典。
 
不过,当时北京医政当局一直说只有“输入型”病例,没有本地人传人。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并不知道东直门医院同行相继倒下的悲剧。而秦姓病患坚称自己一周都呆在家里,只去过一次超市。这使医院不可能确诊,无法把病人转至定点医院。
 
人民医院将秦姓病患安置在一间急诊监护室。次晚北京西城区CDC有人赶来介绍,病人曾加过其继母的葬礼,而那位继母已经被确认死于非典。人民医院当即对患者确诊,并决定转入定点医院。
 
7日,因为救护车中途出了问题,病人没能转走。紧接着,病人的弟弟也因感染,前来求医。他已经跑了三家医院,均被拒绝,人民医院觉得不能再拒绝这样一个明显的非典病人了。当晚,这家过往不收治传染病的医院,开工建起了一处有七张床位的标准隔离病房,8日下午竣工。秦氏姐弟转入隔离区。
 
可惜已经晚了。防疫如防火,秦姓病患在急诊监护室的70个小时,给了病毒太多扩散之机。至11日,急诊科有6名护士被感染了非典。说不清谁传染谁,因为那个监护室距离人民医院天井改建的临时留观室太近,留观室还有十几位病人。后来,一名心脏病患者转入心内科,被确诊SARS,而且传染了11名医护人员;还有一个脑血管留观者入住神经内科,感染了2名医生1名护士。
 
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就医压力实在太大了。2003年初,由天井改建的临时留观室刚启用不久,放了25张床和30张输液椅,正巧赶上SARS来袭。我和记者事后采访过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他说,当时已经意识到,临时留观室不通风,弄不好会成为传染源,10日就开始疏散病人了。但是,病人实在太多,“许多人看到有地方就往里冲,拦都拦不住。”
 
当时SARS流行还是“秘密”,又怎么寻求患者们的配合呢?
 
人民医院还需要继续接诊发热病人,发热病人多半到急诊科。吕厚山说,人民医院是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其急诊病区是以病人就诊方便为原则设计的,化验和收费都放在一起,“极不适合大型烈性传染病救治”。
 
但是,人民医院接收非典病人之后,根本无法及时转出。新建的非典病房再扩建再满员,医生护士一批批倒下,病人不断涌入。最多的时候,医院有100多个非典病人。到17日,医院终于得以转出29个确诊患者,关闭了天井留观室。
 
急诊室医生吴淳告诉我们,当时很多人争着想上车,人民医院尽可能转走了年轻的,因为“身体好一些可以坐着,救护车多坐几个人”。再就是人民医院重症抢救能力更强,留下老年病患可以让他们获得较好救治机会。
 
18日,人民医院开辟了有隔离设备的发烧门诊。连续两天,近200人就诊,二三十人确诊。医院再建新的SARS病房,32张床当天住满。
 
从19日开始,医院申请停止急诊彻底消毒,连续申请了三天。21日,也就是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后的次日,中国CDC的专家曾光前来调查。当时,人民医院人满为患,不但再无空余病房,门诊走廊上也没有空椅子,有的病人只能裹着棉被在院子里输液。曾光穿上隔离衣,调查了三小时,结论是人民医院的建筑结构和流程设计不适合接收SARS病人,医院已经严重污染。
 
当天,人民医院关闭了门诊。后来,由北京市新上任的代市长王岐山亲自过问,人民医院24日正式被隔离。23日晚消息传出,一些住在院外的医生连夜赶回医院,因为院内还有他们的病人。
 
从5日到24日不过19天,人民医院收治了SARS病人205例。其中,本院医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保洁员、行政干部、研究生和进修医生等,共93人被感染。这个医院当时的员工共2200多人。
 
58岁的吕厚山接受我们采访时,数度哽咽。他说,看着医务人员倒下去,这辈子流的泪也没有这十几天多。到处请求转院被拒,到处都说没有地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呀! ”
 
人民医院封院一个月,开展了五次彻底消毒,于5月23日重新对外接诊。医院里不再有SARS病人,并且不再设发烧门诊。
 
人民医院果然医术高明,其接诊的205例SARS病人,只有9例死亡,都患有晚期并发症。封院期间有其他病患253例,没有再发生感染,多数康复中。
 
不过,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在此役中染病殉职。她4月14日就确诊SARS,转到地坛医院救治。住院时她还托人从家里拿了粉红色的毛衣,想脸色好看一些。丁秀兰5月15日去世,时年48岁。
 
 
李晓红殉职,28岁
 
在北京的传染链调查中,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一链的源头一直很神秘,我们几乎采访不上。不过,从5月25日起,这次疫情中殉职的另一位女医生李晓红的丈夫刘会昭,接受了军报和部队记者们的一系列采访,回忆妻子的人生历程。据此,辅之以其他外围采访,我们才得已追溯当初北京SARS另一源头,大致还原武警医院医务人员被感染过程。
 
武警医院接触非典病人其实并不多,只有一例,却是致命的一例。3月25日晚上,一个姓王的出租司机来看病,症状是发烧和肺部阴影。
 
接诊医生童磊没有接触过非典,但觉得病人高度可疑,便收入单间病房。次日,病人肺部阴影扩大,武警医院遂建议他出院,转到呼吸科水平较高的北京朝阳医院诊治。3月25日王姓出租司机住院时,接受过李晓红等几位内二科医生的诊治。河北医科大毕业的李晓红当时是主治医生,只有28岁。
 
五天后,李晓红开始发烧,但肺部情况良好,只输了液。至4月2日,两肺出现阴影。至此,内二科的医护人员已经倒下了十几人。
 
武警医院动作极快,4月1日即全面隔离。4月6日,李晓红转入军队传染病专科医院302医院,此后相继转院的还有武警医院的一批医务人员。一批地方患者则转入北京的定点医院地坛医院。
 
4月16日凌晨,李小红在302医院辞世。她是非典救治过程中第一个倒下的医生。后来,她被追记一等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武警医院无疑是北京SARS传播的源头之一。其具体感染数字直接上报卫生部,当时北京市恐怕知之不详。这一切,包括李晓红之死,都发生在张文康任内。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
 
 
朝阳医院经验
 
武警医院的源头患者王某于5月初因非典病故。他的父母也染病相继去世。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位没有去过广东的出租司机怎么会染病。有的分析指向他曾经搭载过上述东直门医院的患者李某,不过,这在我们的采访中没有得到证实。
 
王某27日到朝阳医院求诊。这是朝阳医院建起发热门诊的第二天。王某症状典型,立即被留观,次日转到定点医院佑安医院。
 
回过头来看,朝阳医院特意建立的隔离留观室仍然未达防SARS之标准。王某转院后,值班医护人员先后发病。与隔离室临近的病理科,也有6人病倒。接下来,朝阳医院仍出现交叉感染。
 
卫生部长张文康4月2日坚称北京只有12例输入型病例,显然不是事实。
 
朝阳医院时任院长为王辰,为公认的呼吸科权威专家。他如今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也参加了武汉新冠肺炎的早期专家组。在当年的非典救治中,朝阳医院应对相对有序,王辰功不可没。
 
这家医院从4月10日左右开始,在病房收治非典病人。每天门诊的有三四十人,一些待观察病人住不下,就在自己的汽车输液,输完开车回家。医院着急了:这等于移动传染源呀!于是赶快想办法解决。
 
可能与管理系统相对比较顺有关——朝阳医院隶属北京市,经过协调,很快与附近的垂杨柳医院、小庄医院两家社区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又和朝阳妇幼保健医院联手,由三家医院分别收治观察病人、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由朝阳医院医生到这三家医院为病人诊治。医院的发热门诊也调到比较独立的一处平房。
 
2003年5月间,记者赵小剑曾在朝阳妇幼保健院现场采访了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医生童朝晖。
 
采访时已是非典后期,谈得比较开。童朝晖说,朝阳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不少,但无一人死亡,他为此感到欣慰。有医院一位医务处干部51岁了,气管曾被切开,但还是被挽回了生命。这在当时,可属极为不易。
 
这位德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危重病专才,现在已经是朝阳医院副院长,正在武汉参加新冠重症患者的救治。(之三+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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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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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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