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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新闻人的向往

  【自注:惊悉《华盛顿邮报》转手,感慨万端。1987年,在“世界新闻研究所”组织的美国报业之行中,我们曾访问邮报报社,当时正值该报110年社庆前夕。这次访问,我写入记录美国之行的《访美记》一书。现特重发书中相关章节,以期读者能对这家美国报纸皇冠上的瑰宝有更多了解。

  1987年9月8日,我们的汽车在瓢泼大雨中驶入美国首都华盛顿。当时雨雾迷茫,景物莫辨。我们之中唯一曾来过这里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俯在车窗上看啊,看啊,突然大喊起来:“快看那座纪念碑,那就是华盛顿纪念碑!”

  我们顺着他的手看过去,一座肃穆的方尖碑在远处黑灰色的树林丛中若隐若现。“纪念碑!华盛顿!”大家于是又笑又嚷,兴奋不已。

  我意识到,自己对美国报业的这次采访,在记下了几百页笔记,搜集了两大箱资料之后,开始进入其核心部分了。

  永远的话题

  到华盛顿,很自然地想到著名的《华盛顿邮报》;而想到《华盛顿邮报》,又很自然地想起著名的“水门事件”报道。我在美国一路采访,这次报道是报人们屡屡提及的重要话题。虽已事隔十多年,仍然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或许历史就是由偶然组成的,因为导致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的那起“水门事件”,就是由一起局部事件偶然引发的:1972年6月17日凌晨,5个“窃贼”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饭店的美国民主党总部,企图把窃听器装在电话上,结果被发现了。当天,他们全部被捕。

  这一年是美国大选年。在两党竞选正酣时发生这样的事件,当然是条有趣的新闻。可在当时,人们很难立即意识到它与白宫有什么直接关系。《纽约时报》只是把这一消息登在次日A组新闻第30版。《华盛顿邮报》依靠其在都市警察局的记者获知了一些重要细节,马上派出8名记者进行采访。次日,该报星期天刊以头版左上角的突出位置刊登了一条详细报道,指出水门闯入者之一麦科德是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水门事件”报道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当时,所有报纸最好的政治记者都去采访写竞选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起初派都市部的新手伍德哈德采访“水门事件”,后来又让另一个青年记者伯恩斯坦与他合作。他们过去都没机会采写大新闻,在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也没有自己的消息提供者。可他们的出色才干和《华盛顿邮报》那种带有某种压力的竞争气氛却使他们能坚持不懈地把调查进行下去。

  整个“水门事件”报道不是像一篇长篇调查报道那样一下子推出来的,它是个一面调查、一面逐步披露真相的过程。说起来,每一步都很艰难甚至有些惊险,然后才把报道推进一步。而报纸的高层编辑们一直在亲自指挥这场战役。

  那年6月19日,伍德哈德得知,一名水门闯入者身上有一张白宫顾问亨特开出的小额支票,其电话本上又写着亨特的电话。伍德哈德千方百计想查明闯入者是否与亨特有直接联系。那天快下班时,他索性拨通了白宫亨特办公室的电话。亨特接的电话。伍德哈德竭力保持平静,问道:为什么“水门事件”嫌疑犯的电话本上有你的电话?亨特的第一个反应是:“啊呀!”接着表示“无可奉告”。但这就够了。伍德哈德又设法进行了一些核对,次日,他的报道见报了,题目是:《白宫顾问亨特与嫌疑犯有联系》。

  到了7月下旬,伯恩斯坦获悉,水门闯入者之一巴克曾在迈阿密向尼克松设在中西部的“争取总统再次当选竞选委员会”打过15次电话。他赶到迈阿密,从司法署看到了巴克的银行账目,其中有一张由一个名叫达尔伯格的人所开的25 000美元的支票。当天晚上,他通过当地警察了解到支票所属银行一个职员的电话,又通过该职员用电话找到银行经理。从银行经理处,他终于得知达尔伯格正是“竞选委员会”的人。于是,他又通知在华盛顿的伍德哈德打电话询问达尔伯格。达尔伯格顿时惊得张口结舌。几分钟以后,他才回电话说,他曾从尼克松中西部竞选经费中提出了那25 000美元,支票交给了掌握该经费的某人。这篇报道刊登在8月1日的《华盛顿邮报》上。

  伍德哈德和伯恩斯坦逐步弄清了一个由白宫直接控制的“竞选委员会”的内部联系,挨门挨户采访那里的工作人员。9月底,他们发表一篇报道,揭示美国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亲自掌握着搜集情报的秘密资金;10月10日,他们又公布一条消息,指出“水门事件”不过是白宫进行大规模政治性侦探活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此,虽然“水门事件”与尼克松本人的关系尚不得而知,但它与白宫的联系已经渐次清晰起来。报纸调查在继续深入。然而就在10月25日大选前夕,《华盛顿邮报》犯了一个错误:伍德哈德和伯恩斯坦在一篇揭露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与“水门事件”有联系的报道中,引用了一个未经证实的例子。这个错误本来不算大,但《华盛顿邮报》当即受到白宫和一些亲共和党报纸的猛烈攻击。

  1972年11月初,尼克松以多数票重新当选为总统。对于《华盛顿邮报》来说,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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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自从报道一开始,《华盛顿邮报》就承受着重大压力。1972年夏正是尼克松的威望达到顶峰的时期。美苏谈判的起步,越南撤兵的进展,以及美中秘密会晤的成功,都使这位“鹰派”总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肯定。在“水门事件”前夕的民意测验中,尼克松的得分比对手高出19点。尼克松必将当选为下届总统,在当时就几乎是定论了。

  在这一时期,美国其他一些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当然也曾刊登过一些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但数量毕竟相当有限。在驻白宫的400多名记者中,只有20多人接触了“水门事件”报道。从6月到选举日之前,在由华盛顿权威评论员所写的500篇政治性专栏文章中,只有20多篇与“水门事件”相关。因此,“水门事件”并没引起公众的真正注意。

  事后,《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曾不止一次提起从6月到竞选揭晓前的这段时光。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基辛格以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说:‘你不认为我们还能再度当选吗?’那情形让我心里发冷。”“你没法想象那种压力,《华盛顿邮报》由于在这次报道中遥遥领先而格外孤立,而且谁也不敢幻想事情终将真相大白……很显然,他们会毁了我们。”

  10月总统竞选达到高潮时,《华盛顿邮报》承受的压力也达到顶点。总编辑布来德里曾说:“对我们来说,15日至25日这几天是这30个月中最长的日子了。”白宫高级官员强硬地指责《华盛顿邮报》“旁敲侧击,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地指控,而且使用匿名者提供的消息和耸人听闻的大标题,居心叵测地造成白宫与‘水门事件’有直接联系的假象……《华盛顿邮报》采用多次调查证明完全是虚假的指控……《华盛顿邮报》这一攻击的特征就是虚伪”。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当时在华盛顿的主要对手《华盛顿明星新闻报》(Washington Star News)的一个记者私下告诉伯恩斯坦,一位白宫要人对他说:“大选一完,我们就要收拾《华盛顿邮报》。”

  尼克松当选后的整整6周内,《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未获重大进展。而这家报纸却成了白宫回敬新闻界的主要靶子。尼克松只接受了《华盛顿明星新闻报》的独家采访,而《华盛顿邮报》的老牌记者麦克德尔竟长达28天被拒绝采访白宫。后来,《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发表一篇社论,指出它不会作为白宫泄愤的工具来反对自己的竞争者。如果麦克德尔不能进入白宫,它也将停止采访该机构。此后,白宫才对《华盛顿邮报》解禁。

  不过,无论形势如何不利,《华盛顿邮报》最高层一直表现得坚定而自信,坚持要把调查进行下去。

  一些美国人曾向我指出,“水门事件”最后得以真相大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以《华盛顿邮报》为代表的新闻界的那种敏感、勇气和韧性,二是有关政府公务人员对法律和正义具有比对白宫现任主人更高的忠诚。事实正是如此。

  《华盛顿邮报》的处境是从1973年1月开始改善的。当时,伍德哈德用一篇报道证实了水门闯入者与白宫顾问亨特确有实质性联系。在此前后,《纽约时报》等一系列报纸以及电台、电视台也派记者投入这一报道。

  事情又从另一方面获得了进展:1973年1月,法官开始对“水门事件”进行审讯。2月,调查总统竞选活动的“参院调查委员会”开始听取证词。3月,水门闯入者麦科德给最高法官写信,坦白他与其他被告是在压力下拒绝认罪并保持沉默的,承认在受审时犯了伪证罪。他还说有上层人物卷入此案。

  麦科德的信件见诸报端,表明白宫操纵“水门事件”已得到证实。在美国公众中,这一利用总统权力践踏民主的特大政治丑闻引起了巨大震动。正在召开的普利策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华盛顿邮报》1973年公众服务金奖。

  新闻界继续加强压力,调查继续进行。到1974年7月24日,尼克松终于被迫交出了在他办公室谈话的64盘秘密录音带。7月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弹劾总统的三条罪状:(在“水门事件”中)妨碍司法程序罪,滥用职权罪,以及因不肯交出录音带所犯的蔑视国会罪。

  尼克松只能选择辞职。1974年8月9日,当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辞职的消息正式公布时,《华盛顿邮报》使用了将近两英寸半的特大字号(168点)的通栏标题。

  在《华盛顿邮报》历史上,这样巨大的通栏题仅在1953年3月5日使用过一次,那题目是:《斯大林死了》。

[subtitle=被若干专著研究过的报纸]

  被若干专著研究过的报纸

  到华盛顿的第三天,我参加了《华盛顿邮报》为我们一行举行的午餐会。

  跨入坐落在第15街1150号的那座7层大楼,我不禁生出几分感慨:就是这里,这座外观并不特别,大厅也并不豪华气派的大楼,编辑出版着每天清晨必然摆在美国每一个国会议员、每一个政府职员早餐桌上的《华盛顿邮报》,这家先后18次获得普利策奖,曾有美国新闻界泰斗李普曼担任专栏作家,曾因全面披露“水门事件”而深刻影响美国当代政治史的报纸!

  在美国,就像总统的身世和政府的活动是公开的一样,报纸的一切也是公开的。像《华盛顿邮报》这种名牌大报的内幕,本身就是研究者和作家们笔下屡写屡新的题材。仅据我所知,关于《华盛顿邮报》的专著就有七八本,本本不下30万字。

  我访问期间,恰逢该报110年社庆前夕。我觉得,从总经理狄克逊先生处获得的那份打印的《华盛顿邮报》110年大事记,更简洁地勾勒出这家报纸的过去和今天。据此,兼引其他,读者可以知晓这家报纸的概况:

  1877年。具有独立见解的民主党人史蒂森·赫金斯于12月6日星期四出版《华盛顿邮报》创刊号。当时的报纸为对开4版,零售价3美分,发行量1万份。

  1889年。赫金斯将报纸卖给哈顿和威尔肯斯,这二人分别是当时的共和党参议员和前民主党众议员。

  1905~1916年。《西西那提简讯报》老板麦克利思买下《华盛顿邮报》。他使《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及广告大大增加,利润甚丰。但他过于忠于民主党,使新闻有明显的党派色彩,削弱了报纸的信誉和影响。

  1916~1933年。麦克利思死后,他的儿子爱德华成为报纸发行人。爱德华是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哈定的好朋友。他又把报纸办成了共和党人的工具。这时期,报纸发行量逐步下降,广告大减。报纸走向破产。

  1933年。《华盛顿邮报》被公开拍卖。加利福尼亚出生的金融家尤吉恩·迈耶以82.5万美元买下了这家报纸。迈耶没有办报经验,可他对于办报有很明确的原则,他公然宣布:

   报纸的第一使命是说明真相,说明经过调查证实的全部真相。

  因此,本报将尽量告诉全体人民有关美国与世界的重要事件的真相。

  作为新闻传播者,本报将遵循一名绅士理应遵循的社会礼仪。

  本报的内容需雅俗共赏。

  报纸的职责是为读者、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报纸老板的私利服务。

  为报道真相,报纸应准备在必要时为公众利益牺牲报纸自身的物质利益。

  本报不会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结盟,它对于公共事务和公务人员的见解将是公正、自由和有益的。

  这是《华盛顿邮报》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从那时至1986年底,《华盛顿邮报》在新闻和经营方面已获得1 100枚各种不同的奖章,其中包括18次普利策奖,还有286次白宫新闻摄影奖和312次华盛顿—巴尔的摩报纸协会奖。

  1933~1943年,迈耶在接手后最初10年使《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独具光彩。他雇用最好的社论作家,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给他们以写作的充分自由。虽然《华盛顿邮报》当时在报道方面相当薄弱,但杰出的社论版使它获得了“明智,有人情味,开明”的声誉。这期间,《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增长了3倍,达16.2万份,广告也从400万行猛增到1 200万行。

  1946年。迈耶被杜鲁门总统聘任为美国建设发展国际银行的第一任总裁。从此,他的女婿菲利普·格雷厄姆作为副发行人,开始接管报纸。

  1953年。《华盛顿邮报》发表关于麦卡锡主义的全面报道,对后者提出明显挑战。这些报道促进了后来导致麦卡锡主义走向末日的“陆军—麦卡锡意见听取会”召开。

  1954年。《华盛顿邮报》购买了它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家晨报对手——《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Herald)。从此,《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在一夜之间升到38万份,它占领了华盛顿晨报市场。这是极其重要的。虽然《华盛顿邮报》仍主要是一家地方报纸,但它位于华盛顿,而华盛顿是美国政治的中心。所以到1954年,《华盛顿邮报》就已经是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驻华盛顿记者的“必读报”了。

  1959年。迈耶去世,菲利普·格雷厄姆成为《华盛顿邮报》总裁和发行人。

  1961年。格雷厄姆为邮报公司买下了《新闻周刊》。此后,他以重金聘请美国最著名的政论家和新闻记者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文章。李普曼在美国的崇高威望和他极其精彩的专栏使《华盛顿邮报》愈加令人瞩目。

  1962年。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特稿社成立,专发在两报刊登的专栏、通讯和特稿。如今,该社共有国内外职员500多人,是世界上最大的特稿社之一。

  1963年。菲利普·格雷厄姆去世,其妻凯瑟琳·格雷厄姆成为邮报公司总裁。

  1970年。《华盛顿邮报》发行量突破50万大关,并取得了美国最有影响的自由派知识界报纸的地位。邮报公司始向华尔街股票市场出售股票,从此结束了它作为家族报纸的历史。当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继《纽约时报》之后,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报告”,揭示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有关秘密情报。6月30日,美国最高法庭裁决报纸有权发表该报告。这是《华盛顿邮报》在“水门事件”前取得的最大胜利。

  1972~1973年。《华盛顿邮报》进行了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的“水门事件”报道,并因此获得1973年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这使《华盛顿邮报》的威望空前提高,享誉世界。

  1979年。凯瑟琳之子唐纳德·格雷厄姆成为《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仍任邮报公司董事会主席。

  1983年。《华盛顿邮报》出版全国版周刊,向外地读者集中提供每周《华盛顿邮报》的政治、经济及外交新闻。

  1987年。我访问《华盛顿邮报》时,这家报纸在美国有6家记者站,在海外有21家记者站。其平日刊发行量已近80万份,星期天刊逾110万份,居美国大报发行量的前列。就一家报纸的威望和影响而言,《华盛顿邮报》虽还不及《纽约时报》,但它却是仅次于《纽约时报》,并且几乎是唯一可以在某些领域(比如政治新闻领域)与《纽约时报》一争高低的报纸。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一家位于经济、文化、金融中心纽约,一家位于政治中心华盛顿;一家以深刻严肃著称,一家以生动尖锐见长,被人们公认为可以控制和影响美国舆论的两大报纸。

[subtitle=“布来德里之风”]

  “布来德里之风”

  有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在上文的大事记中出现,而在美国报界,人们几乎毫无二致地认为,没有他就没有《华盛顿邮报》的今天。他就是从1965年开始主管《华盛顿邮报》编务的本杰明·布来德里。

  在美国访问的日子里,每逢我请新结识的报人或新闻学教授谈谈《华盛顿邮报》,他们总要提及:“哦,那儿有个著名的总编辑本杰明·布来德里。”

  9月在《云士顿—沙龙报》实习时,希尔维亚告诉我,她曾应《华盛顿邮报》之邀去华盛顿面谈,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来,她决定不接受该职务。“可毕竟有收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编前会时,我见到了本杰明·布来德里!你听说过他吗?”希尔维亚美丽的脸庞上泛出兴奋的光。

  又是这个本杰明·布来德里。据说他出身波士顿豪门,毕业于东部名牌大学哈佛大学。据说他天生慧眼,才华过人。据说他漂亮潇洒,神气活现,有带着野性的风度。

  1987年,本杰明·布来德里已65岁,将退出报坛了。他仍有此美誉。

  访问《华盛顿邮报》时,我撷得了一些关于他的故事。

  那是1965年春的一天,邮报公司的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请当时任《新闻周刊》华府记者站站长的布来德里吃午餐。凯瑟琳问道:“如果请你去《华盛顿邮报》工作,你愿意担任什么职务?”布来德里回答:“只有一个职务,就是主编。”

  是年秋,布来德里当了《华盛顿邮报》助理主编。凯瑟琳告诉他,过渡到正主任要三年时间。他说:“太长了。”

  仅三个月,他就取代前任当上了主管《华盛顿邮报》编辑业务的主编,后来又升任总编辑。按美国新闻界的价值尺度,在布来德里之前,《华盛顿邮报》只是一家开明的、严肃的、比较上层的报纸,它的社论颇有影响,又靠美国最优秀的政论家李普曼的专栏获得荣耀,可它的新闻——报纸最基本的内容——却平庸、偏狭、迟钝,在行家眼里,它属于没什么章法的报纸。

  布来德里来了,他的目标就是让报纸产生震动性影响。他公开声明:“我就是想震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我想知道人们每天在看我的报纸,我要震动他们。”

  他终于如愿以偿。正是由于他,《华盛顿邮报》才有了60年代后期以来的真正崛起,有了今天在美国和世界的声望。

  人们说布来德里借以取得这一切成就的主要武器,就是在《华盛顿邮报》建立了一种无形的“明星制”。

  布来德里格外相信“明星”。他认为,想改变一家报纸的面孔,最迅速有效的办法就是聘用一批当代最有才华、最不同凡响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高薪聘用一大批名记者,重要报道任务由杰出记者担任,这种明星制可以马上使报纸面貌一新!

  在《新闻周刊》华盛顿记者站时,布来德里就以长于网罗人才著称。他周围有一批当时华盛顿最为年轻有才的记者,他对他们信赖而宠爱,而青年明星们也心甘情愿地聚在他的四周。

  去《华盛顿邮报》之前,布来德里曾向凯瑟琳提出要求:如果真要我去,必须在我调任前,冻结报社编辑部所有的空缺。凯瑟琳满足了他的要求。

  “明星制”需要物质基础。布来德里担任《华盛顿邮报》主编之后,靠凯瑟琳的支持,他与报社总经理进行了正面交锋,说服后者大幅度增加了编辑部的年度预算。这些钱完全由布来德里支取,由他聘用第一流的记者,开设各地记者站,为杰出记者创造在国内外随时采访重大新闻的机会。他花费相当惊人:1965年以前,《华盛顿邮报》编辑部每年预算为100万~200万美元。1966年至1969年,编辑部增加了50个新人,年费用从230万美元增至790万美元。

  从那时起,布来德里四周明星灿烂:来自《纽约时报》的戴维·布劳德,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来自《华盛顿明星新闻报》的海因斯·约翰逊,曾获普利策奖;来自《得梅因记事报》(Des Moines Register)的尼克科茨,也是普利策奖获得者等。还有许多前途无量、才华横溢的青年记者——他们中的某些人过去也曾跃跃欲试,但正是靠布来德里才有机会成为频频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一版的明星,后来又成了驻外记者。而《华盛顿邮报》也逐渐获得了影响美国舆论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在华盛顿时,我曾访问了《华盛顿邮报》主管人事的助理主编马丁,请他谈谈《华盛顿邮报》的“明星制”。

  马丁瘦小精悍,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微笑。这个昔日的《华盛顿邮报》驻埃及记者以“明星”的口吻回答问题:“明星制,就是人和人不一样。我们强调区别,鼓励明星!”我请他细谈。

  于是,马丁讲了许多:明星,不是封的,不是头衔。明星制就是在报纸的各个层次用第一流薪水雇用第一流记者,为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把最重大的、有全国及世界影响的题目交给他们去报道,让他们自由支配时间,在互相竞争中为《华盛顿邮报》紧张工作,使他们感到自己有可能在报上发表任何显示自己的水平与个性的作品。

  “明星记者和普通记者有什么不同?举一个例子,比如戴维·布劳德。他作为政治记者写稿,写完交给编辑。然后编辑会问他,戴维,你看这篇文章该上几版?几栏题?然后照他说的办。其他人则相反。”马丁说。

  布劳德是当代美国最优秀的政治专栏作家之一。20年前,他就是公认的著名政论家。他著述极多,屡次得奖,但他如今年逾六旬仍是《华盛顿邮报》“养”在家里的“名记者”。他的办公室设在《华盛顿邮报》全国新闻部正中,四墙皆是玻璃,地上堆满了报纸资料。他每天上班,很紧张地为《华盛顿邮报》工作,除了撰写一个专栏,还亲自采写许多重要政治新闻。这就是“明星制”的效力。

  访问马丁以后,我按计划访问了戴维。这个很谦和、很从容的成功者说:“以我的体会,想当名记者,一定要遇到一名好编辑。”

  原来,戴维也重视知遇之恩,也想到好编辑。我想,戴维和《华盛顿邮报》明星们心目中的好编辑,就是布来德里。

  并非所有的人都赞赏《华盛顿邮报》的明星制。例如希尔维亚就不喜欢那里的内部竞争空气。她说了句美国土话,“太掐喉咙”(too cut-throat),意指令人窒息的竞争。还有我后来在波士顿结识的凯瑟琳,她也是年轻貌美的职业报人,现在已当了声誉很高的《波士顿环球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她也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太紧张了,“人人都得玩命争重点稿件”,“你一星期已经干了6天,可如果星期天不露面,人家就会奇怪”。

  在《华盛顿邮报》内部,人们也有异议。明星制把非明星置于何地呢?在同一间大办公室里,有些人待遇优厚,理所当然地采访重大新闻,手持公司信用卡到各地住一流酒店,而另一些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然后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干。

  反感“明星制”的人还用当年的伍德哈德与伯恩斯坦做例子。他们并不是什么明星呀,为什么成了“水门事件”的英雄?

  可在布来德里看来,用才能和成就把人分成等级是最合理的。伍德哈德和伯恩斯坦的一举成名非但不能表明“明星制”的失败,反而证明了“明星制”的力量:对有才华的人来说,明星等级制当然是可以逾越的。

  布来德里爱明星,而他本人就是《华盛顿邮报》众星眼中的明星。他风流倜傥,反应敏捷,洞察力强,甚至使才能平平的人在他面前感到迟钝。而他对不那么精明、不那么能说会道人的也公开地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他的魅力,他的智慧,使真正才智超群的青年总是相信自己的“明星梦”能够实现;而他的性格,他的做派,也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华盛顿邮报》雄心勃勃的记者们。

  于是,《华盛顿邮报》有了一种高智力结构下的紧张的创造性空气,总是充满冲动,总是振奋人心,催人进取;在不同的眼光看来,又总是有些咄咄逼人,有些目空一切……

  这就是华盛顿报界时时可以感受到的、褒贬不一的《华盛顿邮报》“布来德里之风”。

[subtitle=记者比新闻还多]

  记者比新闻还多

  《华盛顿邮报》声名显赫,又位于美国的政治中心。在这样的报社,普通报人是怎样工作的?采访中,我来到《华盛顿邮报》都市部。

  都市部相当于一般报纸的城市部,负责报道本地新闻。以国内外政治新闻著称的《华盛顿邮报》也必须拥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个部门有120名雇员,是报社新闻编辑室最大的部门,要和三个不同地区打交道:北弗吉尼亚、哥伦比亚特区以及马里兰州两个靠近首都的县。该部在马里兰与弗吉尼亚邻近地区的每个县都有记者站,在两州州府也有记者站。至于负责采访哥伦比亚特区的记者分工就更细了。

  《华盛顿邮报》都市记者的生活和一般报纸的城市记者相比有很大差别。

  一方面,这里薪水高,声誉好,有事业心的记者都心向往之;另一方面,那些在其他报纸风头甚健的城市记者到了《华盛顿邮报》都市部,又会有某种“失落感”,觉得自己正在干“很基础”的工作。因为在一般报纸,总是由城市部负责本城全部新闻,包括那些有全国影响的大新闻。可《华盛顿邮报》全国新闻部把所有大新闻都包了,都市部就成了某种“配角”。当然“水门事件”是个例外,可据说都市部费了很大劲,才没让这次报道任务转移到其他部门。

  都市部的有些记者还抱怨说,别的报纸都是新闻比记者多,可这里“记者比新闻多”,所以压力很大。《华盛顿邮报》都市记者不必每天交稿,编辑总希望他们多下些工夫,写出有深度的报道。有时还派专人一连几个月搞调查报道。因为内部竞争激烈,他们总是开足马力工作,或者不时有好作品问世,有机会受到重用;或者无所作为,默默无闻,终于离开这家令人仰视的报纸。

  据说,在《华盛顿邮报》都市部,跑警方的夜间把口记者是最容易让青年记者脱颖而出的岗位。他们每晚两点定时打电话到市警察局新闻处,了解突发性案件发生情况,遇有情况便出发去采写新闻。如今,报纸对犯罪新闻的兴趣重心已经变了,犯罪趋势的报道比单纯的案例更受欢迎。例如:酒后开车率是上升还是下降了?吸毒者的比例高低?不过,这个岗位的工作仍是很有趣的。

  “伍德哈德在采访‘水门事件’以前,最向往的就是在都市部当警方记者。”一位助理编辑告诉我。

  “一旦在警方把口记者的岗位上一鸣惊人,他们又向往什么呢?”我问。

  他笑答:“去全国新闻部,当白宫、国会记者。”

[subtitle=从白宫到国会山]

  从白宫到国会山

  我们去白宫参加新闻发布会那天是星期五。记得是天将明即起身的,喝一杯咖啡,便乘出租汽车赶到了白宫的北门。为了获得塑料采访证竟用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到新闻发布厅时,那里已围得水泄不通,记者们的情绪也正激昂。

  原来,里根总统来了。我钻进人群,只见大厅里一排排座位上,是驻白宫记者们树林般的手臂。人们显然格外珍惜眼前的机会,争先恐后地高喊着:

  “总统先生!总统先生!”

  尔后,一个声音能压倒一切、从而引起被提问者注意的人起身发言,绝没有等待新闻官批准发言的礼节了。

  里根匆匆回答几句后,便摆手走进内间。于是,接替他的舒尔茨又在“国务卿先生”的呼唤中应付记者的问题。

  我注意到,得以提问的多是美国记者,其次是阿拉伯人。又注意到,舒尔茨只站了15分钟就回到了内间,接下来由白宫普通官员接待记者时,气氛就不那么热烈了。

  发布会结束后,负责接待外国临时记者的新闻秘书来送行。他说:“你们运气不错,正好今天总统和国务卿都来了,这种机会不多呢。”

  ——这就是白宫记者日常工作一瞥。

  恰如对多数美国报纸的国内记者来说,驻华盛顿办事处是个重要岗位一样,华盛顿记者心驰神往的便是当白宫记者。这是接近权力的工作,可以写大新闻——重大决定的公布、国际性高级会谈、总统竞选——上报纸一版,一举成名……

  在《华盛顿邮报》,编辑们经常要求白宫记者是“通才”,他们应当熟悉政治,精通政府机构运作和法律,同时又可以写各种题材的稿件——从削减军备到社会福利,从人权到财政预算,从外交到税收,还有总统的宠物,第一夫人的健康,总统女儿的婚礼等。而且,这些稿件应当是有细节又有分析的,联系背景又有独立见解,否则,就是通讯社消息,是白宫发言人的新闻稿了。

  可实际上,白宫记者最主要的素质恐怕还要包括韧性。因为机会并不总在他们身边。我曾和几家报纸的白宫记者交谈过,他们说,比较起来,在白宫采访是相当枯燥的。白宫到处警卫森严,不似国会和政府其他部门那样允许记者在过道走来走去,在办公室伸头探脑。一大批彬彬有礼而又意志坚强的秘书们保护着总统的雇员们不受电话和来访者的打扰。记者即使有幸得以约见某位官员,也得在专人护送下前往,而且谈话时间极其短暂。

  所以,白宫记者多数时间的工作只是等待参加新闻发布会。白宫的新闻发布会是大有文章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两大通讯社记者都在大厅一排有固定座位,总统也主要和这几家新闻机构的记者相识。在新闻发布会上,主持人往往优先安排他们提问。在每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前一两个小时,《华盛顿邮报》全国部都要召集有关编辑、记者进行专门准备。为抓住难得的采访机会,他们一般要准备十一二个问题。当然会上只能提问一到两次了。

  不过,多数新闻发布会都是一套例会,不那么让人激动。一位叫加农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天上午都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除了白宫的发布会,还有政府部门的。很多时候,发布会都是老一套,写稿时也用不上。可对白宫记者来说,这又是不能缺席的。我们得从那儿获得时间表和各种材料。见总统也是一样。我们当然不可能每次都听到总统宣布重大行动,可我们是美国公民的耳目,有责任告诉公众总统的情绪,他的目标、希望和担心。”

  平时,白宫记者在上午参加发布会后,总是再设法采访几个关键人物。有时,与白宫官员共进午餐;有时,约刚刚见过总统的国会议员晤面。

  许多白宫记者都觉得,他们平时就像白宫的“囚犯”,总在等着重大事件发生,一步也不能离开。当然重大事件是有的,在总统出访或是到外地作演讲时,他们会无一例外地登上“新闻专机”尾随其后。在大选之后或是美国有重大行动时, 他们会第一个听到某些令人震动的消息。

  “我们是饥一顿,饱一顿。”一位记者说,“你得有弹性,饿不死,撑不坏。这就是白宫记者的本事。”

  人们告诉我,采访国会要比白宫有趣一些。“那儿有500多个议员,他们愿意见记者,关心自己的公众形象。那儿每天都辩论、通过议案,有许多事发生。”

  《华盛顿邮报》的国会记者们每天上午9点30分赶到国会山。那里专门设有记者工作间,常驻记者还可以使用议员的专用停车场。10点到11点45分,是他们旁听两院会议的时间。美国国会有50多个委员会,哪一天讨论什么,哪一天通过什么提案,记者们要心中有数。每天上午11点55分,国会发言人在他那华丽的办公室里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国会一天大事。发布会结束,记者们照例赶往国会山大厅,参加议员们的“一分钟演说”。下午,仍是紧张的采访,或听会,或专访。国会会议在下午5点至6点结束。7点30分以前,记者们的稿件必须用传真发至《华盛顿邮报》全国编辑部。

  在《华盛顿邮报》许多编辑的心目中,国会记者是仅次于白宫记者的重要岗位。不过,他们更希望国会记者是某方面的专家,精通法律或是经济。因为这对于采写《华盛顿邮报》所需要的深度政治报道是不可缺少的。

财新网《访美记》连载请见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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