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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爪录]在天津达沃斯见温家宝

夏季达沃斯在天津启幕。会上有一场温家宝与企业领袖和媒体领袖的对话。我匆匆驾车赶来,首先是想近距离地见见这位总理。

没有演讲台,只有一对沙发。面对主席台右侧有一排座,张高丽、万钢、张平、陈德铭、黄兴国顺次落座。温家宝和主持人施瓦布一起走进来,全场百余名听座起立,表达敬意。

温家宝和施瓦布在在沙发上交谈。施先是礼貌地表示谢意,然后宣布,可以请温先做简短发言,再与到场企业家交流。温接下来表示,非常珍惜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他愿意现在就开始交流。于是,施拿出一张单子,开始念几位已经事先约好的外国企业领袖的名字。提问开始了。

企业家们的问题,多集中于国际经济领域,问得相当客气,温答得也相当坦率。我注意到,温手上没有拿任何材料,回答得相当充分,不时蹦出几个数字,语速也比过去在人代会新闻发布上所闻快一些。这场答问仍然是交传翻译方式。名单上的企业领袖们问过之后,施瓦布本人问了一个关于城市化的问题,温的回答相当有内容,最后又有一名杭州的企业家获准提问,他问关于中小企业的政策。

我准备了三个问题,举了多次手。不过施瓦布没有给我机会。一小时十五分,散会。温家宝站起身,与施瓦布握手,向大家招手,给我们许多拍照机会。然后,大家涌向礼堂,总理的公开演讲即将在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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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下午温家宝晤见工商领袖答问记录(现场整理,供仅参阅,原计划暂不上公开博客。今天见中国政府网已经发了相关内容,遂公开到我的博客。)

问:跨国公司希望融入中国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如何考虑,近期有何措施?

答:我经常讲,外国在中国设立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他们的制造也是中国制造,他们的创造也是中国创造。外国企业设在中国,应该享有公开透明和平等的竞争环境。我们给予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

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是我们执行的一项兼顾当前和长远的重要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国企业的参与,特别是吸引他们的技术和人才。在这里,我想郑重地说明,我们对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将和中国的企业享有同等的政府待遇。

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根本在技术和人才,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将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政策。其实,新兴产业的发展,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比如电动汽车、新材料、新能源以及医药卫生。在许多外国企业,都有这些方面相当先进的技术。我们必须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共同使经济的未来,寄托在可持续发展当中,而突出地要让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成为领军者。

其实,这个女士提出的问题,她最关心的,还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政府采购这类政策方面,是不是一视同仁。我想告诉你,我们一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且在政府采购等方面,实行同等待遇。

问:在今天的全球金融体系中,中国处于何种位置?中国如何看待保护主义,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答:中国是推进全球金融体系的倡导者和健全者。我们已经通过各种平台,来参与国际金融政策的协调和金融规则的制定,目的是促使全世界形成一个公开公正透明有序和包容的金融市场环境。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为了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我们做出了与我们国力相称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为了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架构改革,并且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的资金实力,在2009年,我们就曾经提出,要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注资。今年,在欧债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承诺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30亿美元。我们对欧盟所面临的困难,实行了救助政策。当然我们知道,欧盟自己所在的问题,根本靠自己。但我们还是在欧盟市场购买了欧盟国家的债务,包括欧元区国家的债务以及欧洲稳定基金。

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投资保护主义,也反对金融保护主义,我们主张,在金融领域出现的矛盾和磨擦通过协商解决,这样,能够团结一致,来应对当前的问题。

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国际的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将遵守国际规则,起到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作用。

问:现在欧债危机还没有结束,你如何看待欧元区前景的前景,在你看来,未来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答:我对欧债问题既充满信心,又有所担忧。当前,欧债问题最突出地表现在:第一,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第二,意大利、西班牙是否会提出救助政策,并得到落实。在9月,有三件事情引起世人关注:第一件事情,就是9月12日,德国议会将召开会议,审议德国关于欧债的救助政策;第二件事情,就是9月15日,荷兰将进行大选,选举结果将决定荷兰对欧债的态度。第三,就是欧洲央行的会议。其实,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个条件下,就是如何保持对经济的刺激政策与财政紧缩之间是什么关系,欧洲必须找出一个平衡点,我相信,欧洲也能够找出一个平衡点。

在问题发生以后,欧盟以及欧元区国家、欧洲央行,都采取了许多积极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得以落实,是一个较长时间的坚守过程。但是,我对欧盟依然抱有信心。中国将坚定地支持欧盟,支持欧元区的发展。因为我们始终认为,欧盟是世界上独立的一极,无论政治和经济上都已经和应当发展比较重要的作用。欧盟现在面对的困难终究是暂时的,因为它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众多的科技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这都是应对困难的基础。

因为欧债问题,使中国的外贸企业,特别是主要面对欧盟的外贸企业,产生了许多新的困难,市场份额在减少,出口增幅在下降。但我们中国和欧盟一定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帮助欧盟摆脱危机,也就是挽救世界,同时,也是来帮助我们自己。

国际金融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我们确实感到,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有许多不稳定性,很难预料,这场危机还要延续多长时间。但无论如何,要树立信心。领导者要对自己国家有信心,企业要对市场有信心,公民要对消费有信心。只有整个国际社会建立起信心,我们才能够战胜困难。

前不久,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除了谈到双边的问题,还用很多的时间在讨论如何加强合作,帮助解决欧债问题。一周约以后,我将到布鲁塞尔,出席中国与欧盟领导人的会晤。将与欧盟的领导人进一步讨论如何加强合作。

问:做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引人关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密切但摩擦时有发生。你如何看待公平贸易和中美经贸头等?

答:中美,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关系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明显影响整个世界。合则两利,分则互损。我一直认为,中美之间要合作,不要对抗。

中美之间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据中国统计,去年中美贸易额达到4467亿美元。今年,在困难的情况下,两国贸易还是上升的。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即使是在金融危机期间,60-70%以上都是盈利的。

在这里,我想郑重表示,在双边贸易上,中方绝不追求顺差,我们希望中方多进口美国的产品。坦率地说,因为双方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互信,美国在高技术产品上,仍然限制对中国的出口。我举一个例子:二三十年前,中国进口了一批美国的黑鹰直升飞机,那是美国五十年代产品,并不是很飞机的。在汶川地震中,我们需要使用,但买来的飞机缺少零部件。我们要求美国放宽零部件出口。即使这样一个要求,美方都没有答应。

在最近的美国选战中,双方都以不买所谓中国制造的产品,以此增加美国就业,做为竞选的一个筹码。甚至,连美国运动员出席伦敦奥运会穿中国制造的服装,都成了重大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不解。但中国是保持克制。我们从来没要求我们的消费者不穿耐克,不买iPad, iPhone。(众笑)

我但愿这是选战中的一个短暂时期。国家的治理需要理性,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经贸关系,需要理性。所谓公平贸易,最重要的要遵循世界公认的准则,这就是世贸组织确定的规则。

至于汇率,已经不成为问题了。起码在座的企业家都可清醒认识到。从2005年7月汇改到现在,人民币对美元增幅达到30%;人民币对美元的有效汇率,也达到29.5%。我很高兴看到,在9月5号,美国有家报纸说“不应该再成为中美贸易的障碍”。人民币币值现在基本是均衡的,但也要看到,近期在海外的一些市场,无本金远期交割,已经出现了不是升值而是贬值的现象。

我们需要的是合作。我在10年和11年,两次向奥巴马总统亲自提出,两国要实行大规模的贸易投资和金融合作,并提出了具体方案。我以为,这种合作有利于美国经济尽早复苏,增加就业,也有利于两国经贸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保持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问:2012年对中国意义不同寻常,城市化率超过50%,还在继续推进。如何解决城镇化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答: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7.9%提高到现在的51.3%,也就是说大约有5亿农民进城,每年提高一个多百分点。工业化城镇化无疑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我们有些体会,这里有经验也有教训,最重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必须推进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消除对农民进城和择业的歧视和限制。第二,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城镇化必须大、中、小城市并重,同时发展小城镇。第三,推进城镇化,一定不可忽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因此我们提出,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必须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现代农村建设。

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要继续发展,这也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之所在。但有几点必须高度关注:第一,现在的城镇化,应该说是不完全的城镇化。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并没有实现与城市人口的相等的待遇。必须解决他们的稳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以及就业、就医等各种问题。第二,城镇建筑必须科学规划,不仅要注重地表高楼大厦,而且要十分重视地下管网建设。城市的发展必须经济与社会事业相协调,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第三,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土地的保护。

我这里可以多说两句:如果在一二十年前,扩大城市规模,建设一个工厂,当地居民可能是欢迎的。但是现在,人们可能要问,做这些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会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会不会侵占农民耕地。现在社会存在许多问题,以及突发的群体事件,许多与此有关。政府必须树立新的执政观念,改革管理方法。要负责地把所有问题向群众讲清楚,坚持公开透明,并广泛征求群众的同意。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有绝大多数的国家,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农民离乡进城,来去都要自由,自主选择,不能强迫命令。特别需要指出的事,土地依然是农民的财产,是农民最主要的社会保障,因此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

我在里约出席可持续发展大会时,我曾回答欧洲一些部长提出的问题。我说,中国城市的发展,第一,要多用公交车,减少私人汽车。第二,一定不能形成新的贫民窟。这是重要的,也难以做到的。

问:中小企业目前外贸形势疲软,下一步。政府如何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

答:中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最能解决就业问题,最具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个是融资难,融资贵,得不到金融的有力支持;二是综合成本高。包括融资成本及相关的风险溢金,还有生态要素。这就使中小企业缺乏竞争力。国家要对中小企业予以扶持。

当前最重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要继续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其负担;二是为其公平竞争创造条件,主要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仅要从融资上给中小企业以保证,而且利息要合理,减少中间费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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