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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政府肩负着主要责任。良治能够弥补道德不足，而败政则必然催化道德败坏

近来，社会伦理再成热议话题。

佳木斯“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见义勇为和杭州“最美司机”吴斌舍己救人的事迹，引发了舆论对“平民道德英雄”的赞颂。在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频频发生的背景下，这些来自底层的道德楷模以其无私的质朴行为，感动了无数人。相关思考和讨论，具有对基层社会道德价值再发现的意味。从这些寓伟大于平凡的公民英雄身上，国人看到了“建立良善社会的希望”。

舆论的期盼无可厚非。不过，良善社会的建设，真的应当、而且能够从底层民众做起吗？

这些年，有关“道德滑坡”的议论不绝于耳，大有今不如昔之叹。其实，道德问题极其重大而复杂，应当从新旧价值体系转换的维度加以辨析。

过去30余年中，在市场力量和社会开放带来的各种观念等因素的荡涤下，人们的日常行为和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日渐放松对国民私人生活的控制，单位解体，文化多元，全球消费主义成为支配性力量。当初作为反面教材受到严厉批判的与个性相关的价值，如人格独立、追求个人权益，被日益视作积极的、建设性的价值。一些在原有意识形态下被看作美德的东西，日渐失去吸引力，甚至被彻底颠覆。告别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社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进步。

然而，价值体系转换过程中也有负产品，所谓“道德滑坡”即为其一，主要是指公共精神的衰落，特别是有些人私欲膨胀，为一己之私，不惜损害他人和公众的利益。

这里有必要重温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公私德行的界分。他指出: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显见，中国的私德传统良有以也。进入现代契约性社会后，则不仅要维系光大私德承传，而且要弘扬“人人相望其群”的公德。中国文化传统之于后者，其实长期存在缺失。

在当下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梁先生所叹之 “公德阙如”，还包括私德下滑。如今，“最美人物”让人感动也给人希望，表明完全不必对底层民众的道德失去信心。然而，在全社会建立符合公共精神的行为规范，实现道德体系的整体提升，要做的事情绝不可限于颂扬底层楷模和号召普通民众，关键还是根治道德失范的大环境，建立维系道德体系的法律与制度基础。

当代社会本来具有崇尚公共精神的共识。而中国目前的公共精神衰落，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公权力之滥行。现代社会对公私权有明确界定，承认私权的合理性，并且把勇敢维护私权视作公民应有的品格。侵犯私权，为法治所不允；以公权之名侵夺私权，是最大的败德行为。以制度保证公权执行人个人正直高洁、不贪不腐亦至关重要。倘公权滥用及贪腐行为不能受到遏制和惩治，则从源头上污染了社会伦常，极易扭曲社会行为，也很难期望社会凝聚力。

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政府肩负着主要的责任。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恰当与否，对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民众的福祉，有着决定性作用。良治能够弥补道德不足，而败政则必然催化道德败坏。通过制度建设约束公权，已是当下提升道德水准之急务。由此，政府作用的重心除了道德宣教，更应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其一，明确公私权界，高度尊重私权，并用法治的强制力对其予以保护。惟有如此，独立自主的公民美德才能养成；其次，依法依规公平行使公权力。只有将公平正义制度化，才能积聚足够的道德资源，维系整个社会良性运转；第三，强化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使其公开透明。很多败德行为，凭借其权力背景、权钱交易黑箱操作，逃脱了惩罚。可以说，每一起重大道德事件背后，都存在政府缺位和越位，更与有意遮蔽舆论监督直接相关；第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放开社会组织，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使良善社会获得扎实广泛的基础。

建立良善社会，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在“平民英雄”引发的讨论中，存在一种奇怪论调，把底层民众与精英对立起来，认为建立良善社会不能指望知识精英，只能寄托于社会底层。这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对立，显然是褊狭而有害的。且不谈“精英身份”与“精英意识”是两个概念（汪丁丁语），即使作为个体，在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中，都不乏道德高尚的人。把道德建设仅仅视作某个阶层的责任，不仅不能带来道德的改善，更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疏离、断裂和对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取决于现代伦理能否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得以“转换性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