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双轨造成价格信号混乱，令不同经济主体遭受歧视性待遇；应打破利率管制，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役 

时下，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间日益明显的背离，俨然构成“资金价格双轨制”。鉴于其巨大的负面效应，决策层应果断推进利率市场化，尽早并轨。

近日，央行终于宣布加息。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重申，“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等改革”，这些迹象令人期待。

资金价格双轨现象已不容忽视。7月14日，一年期和三个月期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分别报5.2％和6.08％左右。考虑到民间借贷大量存在，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的实际差异更大。这种利率鸿沟，源自中国目前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所设的利率管制。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打破利率管制，完成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役，尤为紧迫。

今年年初以来，通胀步步走高，货币当局紧缩政策也不断加码。可能出于对经济增长失速和其他现实因素的考虑，决策层对加息态度犹疑。上半年，央行主要依赖数量型工具。目前，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创历史新高。同时，监管层执行信贷额度控制和更加严格的日均存贷比要求，很多银行贷款能力极大受限。

频繁的数量型调控导致市场在整体流动性充裕的环境下，部分时点严重缺血，结构性短缺愈发突出。市场利率随之急剧攀升。6月中旬，银行间市场7天回购品种利率大幅攀升至6％以上。由此，资金本就不宽裕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更为狭窄，多数企业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民间融资利率比官方利率高出5倍-7倍，部分民间融资的年化利率达到30％-50％。

资金价格双轨制的后果还体现在，随着通胀压力加大，负利率状况更趋恶化。以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4％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5％来简单衡量，负利率达2.9个百分点。即使如有些官员和学者所说，通胀在今年六七月间见顶回落，全年CPI涨幅仍有望控制在4.5％-5％，而央行再加息25个基点，负利率状况年内扭转依旧无望。

面对长期负利率对财富的侵蚀，居民迫切寻求储蓄之外能提供更高收益率的投资渠道，直接的后果就是“存款搬家”，从银行转移至房市、股市等资产市场。若不能及时扭转负利率局面，将助长资产泡沫。

仅靠加息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利率传导机制不顺畅，有些市场主体对利率变化并不敏感，央行最终还需要采用信贷管控，并对商业银行加以严格的窗口指导，但这种调控方式效率较低。随着商业银行陆续上市，融资手段进一步增加，资产或负债表外化趋势加剧，货币调控的有效性愈加转弱。

利率双轨的根本危害是价格信号混乱，无法准确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它还将令不同经济主体遭受歧视性待遇。很多投资效率偏低的大型国企获得贷款能力较强；而具有更高效率、代表经济成长方向的民营部门则捉襟见肘。即使民营企业甘愿接受贷款利率上浮，贷款申请也很难获准。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全社会的投资效率，也不利于经济转型。

在此形势下，利率市场化就愈发紧迫。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放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以来，金融市场和货币市场利率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然而，对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依然存在，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道关卡。  

利率市场化的桎梏，主要在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分割及“二元化”金融格局。国有金融机构控制着绝大部分金融资源，通常充当国有企业和地方投资项目巨额贷款的授予方，甚至向缺乏社会经济效益的“政绩工程”放贷；另有大量资金游离于“官办金融”之外，向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形成利率较高的民间金融。打破市场藩篱正属势所必然。诚然，利率市场化也会带来一定风险。监管层可能主要担忧国有银行强烈依赖息差收入的盈利模式将面临严峻考验，国有企业将难以继续低成本获得大量资金。但是，全面权衡成本与收益，利率市场化已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利率市场化，将引发业态重新布局和监管体制革新。银行业盈利模式，必须随利率市场化进程而改变。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利率定价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金融监管者则须考虑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督机制。

改革开放之初的物资价格双轨制虽毁誉参半，但毕竟在改革中起了特殊作用，且其并轨水到渠成般悄然完成，极大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搭建。如今，利率市场化仍存阻碍，但拆除利率双轨已到果断出手之时。此举将大大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从而使得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本固枝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