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立足于财政收入少受影响，二是将个税改革化作社会各阶层的零和博弈。两大误区互为表里

当今中国人的“税意识”，在此轮个人所得税调整引发的轩然大波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2011年4月22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一审未能通过。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网上公布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一个月后，意见已逾23万条，创人大立法征求意见数目之最。周二（5月31日），征集意见将告结束，二审有望加快。

这场如火如荼的讨论，对于完善该修正案乃至推动中国宪政建设无疑是有益的。但是，我们认为，修正案（草案）存在两大认识误区，一是立足于财政收入少受影响，二是将个税改革化作社会各阶层的零和博弈。两大误区互为表里。就整体而言，中国应当减税，落实到具体税种上则应有增有减。同时，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职能应主要针对畸高的灰色收入。

修正案起草者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的税负水平并不高。其依据来自国际比较：从1995年到2009年，中国小口径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当年GDP的比率）的平均值为13.98%，而韩国的这一数字约为16%。大多数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税负水平更是远高于中国。

不过，进一步的分析极易揭示这一观点不足为凭。同为人口众多、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税负水平一直远低于中国。OECD国家税负水平虽然相对较高，但是，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也相应提高。无可否认的是即便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社保方面的支出也远远不足。

中国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生产型、投资型支出。经济多年迅猛增长，建设公共财政也已十余年，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来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更大的问题在于，支出是否足够有效。如果并非足够有效，那么，通过减税，将资金尽可能留在企业和个人手中，由其自主作出投资决策，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增加公共投资和减税，均属财政政策工具。两者效果孰佳，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公共投资的代理成本，是否“崽卖爷田不心疼”；二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如果企业本身属于夕阳产业，相关市场已经饱和，那么，即使减税增加了其资本，投资也很可能是无效的。

在当今中国，代理成本之高无需赘述。然而，也应看到，在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减税对于居民的直接后果主要是增加储蓄，而非消费，而储蓄又会转化为投资。中国应积极完善社保体制，切实提振内需，同时，努力提高商品的附加值以完成产业升级。为此，企业必须有足够的利润留存，用于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削减税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在于此。如果国民经济不能在“十二五”期间成功转型，中国很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在降低宏观税负的前提下，具体税种如何做到有增有减呢？在结构性增税方面，当务之急是推进资源税试点，适时开征环境税，否则，扭曲的价格机制就会继续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业提供温床，产业升级转型无从谈起。在结构性减税方面，减少增值税、营业税总体税负，降低间接税比重，势在必行。当前，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阻滞了市场要素流动，制约了服务业发展，从而人为压低就业水平，拖累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有必要将增值税改革与降低间接税比重相结合，促进服务业发展。

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更应作为结构性减税重点。不幸的是，由于草案制定者的出发点就是“财政收入少受影响”，所谓调节收入分配自然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零和博弈。中低收入阶层的受益，几乎完全由高工薪收入阶层来承担。

对于高工薪收入阶层来说，目前的修正案（草案）将带来一场豪夺。草案不顾众多专家建议，将适用最高累进税率45%的一档全月应纳税所得下限从原来的10万元降至8万元，从而使该阶层税负猛增。在现实中，大部分高收入者并非以工薪形式获取收入。向高薪阶层转嫁压力，在事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个税改革应该在整体减税的大前提下，加强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过，所谓“调高”不应是所谓“劫富济贫”，更不应该是对勤奋和能力征税，惟有那些不劳而获的财富，那些设租寻租和依靠垄断获取不义之财的集团，才是理应被“调高”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