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自然灾难频仍，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内有洪涝灾害肆虐于南方，外有森林大火逞凶于俄罗斯。在8月8日凌晨发生的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中，已确认1156人丧生，数百名失踪者存活机会渺茫。昔日的“藏区江南”灾后污泥塞城、死伤枕藉的惨状，令人对灾害事发之突然、破坏之巨大感到惊悚和痛心。

当前，救灾活动持续展开，对灾难的反思也已开始，其中，深刻的分析、建设性建议不少，但也不乏值得商榷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出五大灾因：地质地貌、汶川地震影响、干旱、持续的强降雨以及地质灾害自有的特征。这些解释诚然有据，但若片面强调“防不胜防”，极易陷于某种“宿命论”，纵然再补充强调“防上加防”也颇显无力。当前，灾区有些居民的情绪由灾害发生之初的恐惧转为无奈，便部分地折射了这种宿命心态。

应该承认，基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因素，在舟曲及类似地方，防治自然灾害存在诸多客观难题和现实约束。舟曲地处全国滑坡、泥石流四大易发片的陇南陕南片，山高沟深，岩体风化严重，极易松散破碎，形成地质灾害。此外，当地人口压力过大，舟曲县城所在的泥石流堆积扇已属当地少有宽阔、适宜人居住的区域，难寻其他避灾之地。当地政府对防灾也相当重视，在甘南州2008年度、2009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中，舟曲均被列为头号“主要危险区”，但终未能防止灾难发生。现实表明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之渺小。

然而，人的主观能动性依然有发挥空间。纵以本次难以完全避免的特大灾害论，若能采取积极有效的监测、预警措施，制定完善的灾害避防预案，对原有治理工程加以修缮、整改，亦可减轻灾害的后果。遗憾的是，囿于多种主客观原因，泥石流灾害再次为害陇南大地。

多点、多次发生的自然灾难越来越强烈地表明，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具体到地质灾害的应对之举，首先，要建立巨灾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其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核心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舟曲县境内建有一个长江上游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二级站，但运行多年，设备陈旧，预警范围有限，未能覆盖早已“声名狼藉”、此次发生特大型泥石流的三眼峪沟区域。成百上千的生命再一次警示，全国自然灾害的预警系统亟待再次升级。

第二，尊重科学，因灾设防。泥石流灾害事前仍有征兆可言，大自然会发出多次有规律的警告。多年来，无数科技专家对全国地质灾害持续研究，卓有成果，有些专家十多年前即对此次泥石流发生地展开全面勘查，并提出了综合治理方案和防治措施建议。如果政府更加重视他们的建议，本可避免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此次泥石流损失惨重，盖因现有防灾设施等级过低。灾难客观上已提出要求，对舟曲这样的高危地区应从应对“50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甚至更高。

第三，正视国家多年来对西部生态建设的“欠账”，加大国家转移支付，用于防灾救灾。地质灾害频发区往往同时是贫困落后地区，地方配套资金大多因贫困无法兑现。以甘南州人均生产总值6376元（2008年数据）的经济发展水平，防灾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救灾资金主渠道，仍然也只能是政府财政资金和政府主导的巨灾保险与再保险机制。当然，此举涉及资金的高效安全运用，有待具体而微的制度安排。生态移民之议，亦应本着以人为本和量力而行的原则计议。

根本而言，应对自然灾害的关键是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舟曲巨灾后果惨重的根因，即在于人与自然争地。当地从千余年前的山川秀美之地，到今日近乎失去人类生存条件，人类生产、生活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即便如有的专家所说，在此次灾害中，伐木、开荒、采石、工程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与自然原因相比属次要原因，也不能否认，人类活动长期、持续的影响恶化了本已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能不说，此次灾害是对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严峻拷问。

对巨灾的管理，建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体现其公共治理水平。从冰冻灾害，到汶川地震，再到此次舟曲泥石流灾难，以财产、血泪和生命为代价，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亡羊补牢，着眼全局和长远，设计和完善巨灾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而其首要的前提，便是避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人定胜天”的蒙昧一变而为匍匐在大自然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