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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惩治内幕交易当迎难而上

查处内幕交易,监管部门要克服三重困难:法治基础建设薄弱,稽查力量不足,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障碍

连续发生的事件表明,内幕交易已构成对资本市场监管者、对全社会公序良俗的公然挑战。监管层应当迎难而上,加大稽查力度,把工作重心从调控市场行情转移到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上来。

近日,两条新闻震惊了中国资本市场。6月6日,中信证券分析师张明芳在多个微信群和微信朋友圈中,发布丽珠集团(000513.SZ)尚未公布的股权激励方案相关信息。6月9日,苏宁云商(002024.SZ)副总裁李斌在认证微博上暗示有重大未公开信息。两只股票均应声大涨。事后,深交所宣布对张明芳展开调查,中信证券也宣布其停职。而李斌则以“提前抖个包袱”笑言自己的行为,至今未见监管层对其采取措施。张明芳事件是典型的内幕信息泄露案件,市场人士也强烈质疑李斌的行为。放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市场对张李二人释放的信息均有清晰的理解、一致的反应。两起事件线索明确,定性并不困难。

2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除了具有“政策市”的鲜明特征,一直被冠以“消息市”。传言满天飞,就连上市公司定期披露的财务数据,也能在正式公布前在一些圈子里寻得大概。传言的源头则是内幕信息。不少内部人士利用提前知晓的信息渔肉中小投资者。13年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国股市很像一个赌场,甚至还不如赌场。”时至今日,局面并无好转,反而变本加厉,花样翻新。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互联网成为散布真实或虚假内幕信息的主要平台。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几无幸免,内幕信息知情人往往借此在圈内博得大名。

对内幕交易的危害决不能等闲视之。它严重破坏了资本市场的公平正义,败坏了市场的风气。各类投资者不是比拼调查能力、研究水平,而是以率先猎取内幕消息为傲。价值投资形同画饼。许多中小投资者不得不心灰意冷地离场。中国股市长期低迷,泛滥的内幕交易难辞其咎。它常常与贪腐行为互为表里。进而言之,它使得中国在建设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变得充满变数。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内幕交易,监管层鲜有介入,原因是执法者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股价发生异动,并伴随有内幕信息传播时,监管层有理由推断其中存在内幕交易,然而,查实一宗案件并非推断那么容易,需排查大量数据。如何把内幕信息与内幕交易证据确凿地联系起来则是最大难点。但是,在中国法律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监管层求证难,投资人自证也难。多年来,因内幕交易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审判的市场参与者屈指可数。
  由于监管失效,市场愈发纵容此类恶行,从“恶”变为“小恶”,甚至“不恶”,并成为各路机构吸引眼球和资金的法宝。张明芳事件后,某“股吧”竟然设定“支持张明芳,希望这样有良知的分析师越多越好”的主题,足见在中国股市中,是非颠倒已到何种地步。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需要监管部门及时释放出誓与内幕交易斗争到底的明确信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中国证监会的三大使命,防范和惩治内幕交易与此三者均息息相关,监管层有法定责任迎难而上。

当前,查处内幕交易,监管部门主要面临三重困难:法治基础建设薄弱,稽查力量不足,还有更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证券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对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做出明确阐释,但对于内幕信息的界定却仍嫌宽泛,有关法规对内部人员范围的规定也不尽一致。处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此类案件涉及的主体和账户数量多、分布广,查证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但是,与美国等成熟市场国家相比,中国证券稽查力量严重不足。查处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还需有其他部门的配合,需战胜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问题应在更高层面、通过更大范围的改革求得解决。

2009年以来,监管部门积累了更丰富的交易数据,数据挖掘能力增强,从而能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失信违法的案件线索。此前,监管层在打击公募基金“老鼠仓”行为上,表现出对老鼠仓“从重从快”、执法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坚决态度。公众盼望,这一态度能尽快在查处内幕交易上展现。在具体制度上,可完善之处甚多。有不少专家提出可借鉴国外的和解制度,被调查者接受监管部门的执行措施,但既不承认也不反驳相关指控。这种办法既能提高监管实效,又能产生惩戒效应,值得引入中国。

惩治内幕交易本是全球难题,这一不法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又格外猖獗。诚信教育已不足以遏制这一势头,必须施以高压。监管权威是通过一件件具体案例树立起来的。市场内外正密切关注着近来事态的发展,监管者欲树立“为官有为”的形象,正此时也。■

(本文为2014年6月16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23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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