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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转型的中国问题

我的按语:前一时期,由中大传院院长助理龚彦方安排,我接受了《岭南传媒探索》专访。其实,就传媒转型,我不觉得已经尽述心中所想,因为回答只能根据问题而来;不过,这次答问确实表达了我最近思考的大部分问题。获授权,在此发出,求教方家。

传媒转型的中国问题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专访

《岭南传媒探索》记者:张桂萍

随着全球数字化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各种网络新媒体和移动媒体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这为人才沉淀丰富的传媒业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中国,一方面是互联网、手机终端、多媒介传播和数字发行的相继崛起,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业在过度管制、条块分割和机关事业单位式体制中的挣扎求生。人们担心,传统媒体就这样被迫进入“死胡同”了吗?在目前“体制”和“市场”双面夹击的局面下应该怎么办?传媒单位、传播内容和传媒人究竟应该怎么转型?2013年9月23日和25日,《岭南传媒探索》杂志记者独家专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

传媒转型中关键要建立现代公司模式

张桂萍(以下简称“张”):近两年,技术驱动导致的传媒市场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局,已无法独善其身的传统媒体纷纷调整和转型,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依托原有的传媒优势继续发展老本行——一方面走全媒体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藉“南方传媒”品牌“向外向下”跨区域办报,发展城市日报群及走人群细分路线等;浙江报业传媒集团的董事长高海浩认为“主编将死”,把浙报直接定位为“互联网企业”,在传媒布局时根据“人性需求”(比如人类有“娱乐”、“生活”、“资讯”的需求)布局游戏产业,走O2O模式等,以“用户驱动”模式参与传媒变革。另外,其它包括深圳广电集团、惠州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等都在原有优势的基础上,探索各自的“传媒转型”之路。对此,您怎么看?

胡舒立(以下简称“胡”):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浙江报业传媒集团的转型是两种不同的思路,现在无法判断谁更高明。但如果将媒体看成具有特殊使命的商业企业,其成功标志,应该是看其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时,能否获得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商业效益是最重要的,但对媒体来说,社会效益或者说公共利益应该是首位的。如果社会效益和商业效益发生冲突,短期商业效益要为社会效益让位。

张:传统媒体的整个产业链条比较长,比如一份报纸到读者手上,要经过“记者采写、编辑编稿上版、主编审签,同时,包括广告公司洽谈广告、印刷厂上版印刷、发行公司送报入户和上报摊零售”的路径,这里涉及到很多人的就业,由此看来,传统媒体的萎缩和调整是必然的。您说呢?

胡:近年来传统意义的新闻业确实遭遇了困境。事实上美国媒体早已遭遇到类似危机,四五年前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当时,我请教过国内一些都市报的同行,是不是有危机感,他们都觉得中国媒体的好日子还长着呢,至少还有五六年。现在,困境,甚至可以说危机已经来临。

不过,这场危机,就你关心的纸媒而言,对于不同的媒体从业者还是要分别来看:第一块,发行。纸媒发行系统的萎缩是必然的,发行,包括订购和零售,相关配送的规模,都会大规模缩小,报社应当意识到这个转变,帮助这部分人转型转岗。新媒体的进入,对发行端的冲击是致命性的。这当然也就包括新媒体对新闻产品呈现形式及相关的印刷业的冲击,不再细说。

第二块,广告人。面对两个挑战:一、纸媒的广告投放会缩减得快;二、媒体广告的投放形式会多样化。从宏观上来讲,由于中国的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变成稳定增长,对广告业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并可能体现媒体广告经营商的投放规模和投放形式上。

第三块,编辑记者。我觉得无论什么样的呈现形式,新闻专业主义都是有用武之地的,在这个意义上,编辑记者关键还是保持和提升专业水平。不过在内部机制上,也存在转型挑战。与互联网为主平台的新媒体公司,传统媒体不是公司制而是事业单位制的,而且内部还是行政级别,是“官本位”。这肯定不利于转型。

张:那么,您认为中国的传统媒体转型,应当是什么样的具体路径?

胡:应当承认公司制的效率要远高于所谓的事业制。能不能转型为公司,而且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这也关乎传统媒体的转型成败。

当然,不是所有的传统媒体都要从事业单位转型成公司。以报纸为例,可以是双向的:党的机关报就应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其运营机制可以考虑“收支两条线”,也可以是非盈利机构机制,确保其完成宣传任务,当然应当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完成宣传任务,但党报不必有商业考量,不必考虑市场影响力和生存问题,可以搞准政府机制。而其它类型的报纸应当进入市场,以现代公司的治理模式进行管理,走市场化道路。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前者的道理比较简单。后者,就是两条出路:一是因应新媒体挑战,进行公司化改革,保护版权,最终实现转型;二是象现在这样顺其自然,等待死亡。因为你在市场上遇到的这个挑战极为巨大,人家是新技术、新机制、新思路,你本来就是战略上的劣势地位。如果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成功转型几无胜算。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路径依赖”,还有个概念叫“边际创新”。体制内的媒体在政府巨大资金和资源的支持下,看上去可以阶段性地维持,但因为路径依赖,边际创新的空间不大,危机迫在眉睫。当然你会说南方模式和浙报模式,还是看得见曙光的。我不说将来究竟如何,“出水才见两腿泥”。应当承认他们的转型努力,都是辅之以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举措的,不过应当更彻底更清晰才好。

另外,有种看法认为,有政府支持,国字号媒体无论如何也不会死。其实死或不死是概念性问题。关键是还有没有市场地位,有没有见著于市场地位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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