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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下期新世纪社评,从刘亚军"撞车"谈民航腐败案的制度教训
【财新观察】以改革制贪腐

反腐应倒逼民航下一步改革:市场准入的开放,运行机制的透明,监管权力受到足够的监督,官员可问责,等等

上周,在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撞车身亡”五天之后,民航管理局通过官方报纸回应社会疑虑,称其“选择轻生系因精神抑郁所致”,并否认刘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此举恰恰表明,民航监管领域贪腐之严重,已到非主动释疑不能自清的地步。近来曝光的民航系列腐败案高度敏感,令人震惊(参见本刊6月21日封面报道“民航反腐风暴”)。检讨制度教训,根治监管腐败,正是民航业健康发展之亟需。

中国民航业属改革开放较早的领域,经30多年市场化探索,成就突出。但在诸项改革中,最困难且最具攻坚性质的改革就是监管改革,而监管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大幅减少、进而消除监管者的寻租空间,确保市场的公平与开放。民航监管领域迄今所作的改革,仍距此目标甚远。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民航窝案的发生再次印证了这一铁律。绝对的权力,即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其根本特征是权力的垄断,掌权者与其利益相关人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正是缺乏制约的审批权,使得热门航线成为原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个人手中的“租金”,从而衍生出若干游走权门以期分一杯羹的“二传手”;也正是由于权力垄断,航班时刻委员会才沦为一个封闭的“权力俱乐部”——看上去“公平开放”的监管形式,因为缺乏透明机制和有效制衡而名存实亡。

应当承认,民航监管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其自身困难。中国的民用航空业历史上曾划归空军管理,虽早成过去,却刻下了深刻的行业烙印,民航业对权力的崇拜和森严的层级制便是其典型的特征;民航业本身带有一定的自然垄断性质,市场主体数量有限且以国企为主,垄断竞争的态势明显,权力扭曲市场极易发生,旧有利益集团和惯性操作的力量还十分强大。正因如此,诉求改革的彻底性至为重要,半截子改革极易被消融化解,带来更大反复。

此次监管腐败案,集中暴露出航线审批中舞弊严重的问题。

在市场竞争环境中,航线及航班时刻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民航管理当局近年来改进相关监管,自2006年始不再限制非基地航空公司的始发航线,进而又再度缩小总局审批权限,对航权和航线采取分权和分类管理制度,近期再有调整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和航班管理的近十项举措出台。这些改进显示了良好的改革意愿,但整体战略仍缺乏彻底性,未能明确消除寻租空间战略目标,未能着眼于尽快建立航线和时刻的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过多迁就既得利益,未能对新的权力设租寻租加以限制,致使贪腐罪案接踵发生,教训相当沉痛。

此次痛定思痛之后,我们期待民航监管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切勿回头。以航线管理为例,重新强化行政审批权不可取,集体审批无力根治“权力俱乐部”顽疾,而让航班时刻委员会这样的协调机构真正做到有名有实至为重要。如业内诸多识者所建议,时刻委员会必须减少监管官员权重,由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明确加大地方机场、航空公司的投票权,甚至考虑机场所在地政府及消费者参与;协调会必须聘请声望卓著的独立专家进入。协调会的召开可采取随机选择委员会成员的方式进行,按照清晰、透明的规则来打分或投票,并将航班容量和协调结果准确、及时、全面地在专业网站上披露。“魔鬼藏在细节之中”。在方向明确后,改革措施须从细节中体现彻底性,并不断校正以达目标。惟如此,监管改革的进步才是可期的。

事实上,民用航空领域有足够的国际经验可以借鉴,当前的反腐举措可成为改革契机,倒逼出全方位改革的新局面。在这里,市场准入再开放,运行机制更透明,监管权力受到足够监督,有关官员可问责,方方面面都有诸多改革任务有待推进。民航腐败案凸显民营航空公司、国外航空公司获得航权之难,还表明消除对非国有航空公司的歧视、建立市场主体机会公平的机制至关重要。

民航领域须以强化改革遏制贪腐,而行动者绝不限于民航自身。社会上应形成健全的机制,对民航当局的行政裁量权实施有效的复议和必要时的审判。清除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整体改革的推进和社会法治的完善,取决于社会元规则的演进。只有遵守进步显规则的人越来越多,突破临界值,那些屡屡为人诟病的潜规则才会失去存身之地。民航业的一片蓝天,映照着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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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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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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