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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钱荒”倒逼经济结构调整

  调整经济结构应紧紧抓住产能过剩、去杠杆化问题,并进一步激发民间创业活力。所有解决方案均须从全球视角出发

       近来银行间市场发生的“钱荒”,再次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严峻课题。如果说,此前决策者面临着要调结构还是稳增长的选择,如今,现实已经给出答案:只有调结构才能稳增长。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资金紧张风波表现为金融问题,根源则在于实体经济。正是由于实体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或亏损边缘,大量资金才被迫空转,或转向房地产或地方融资平台等非生产性领域。中国前五年或前十年那种依靠高负债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已经难以为继,现在进入了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调整经济结构千头万绪,需牵住“牛鼻子”。我们认为,应紧紧抓住产能过剩、去杠杆化问题,并进一步激发民间创业活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解决方案均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面临的最大的现实约束便是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并未走远之时,产能过剩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而中国的产能过剩又是中国式增长模式的产物,与各级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直接相关。过往中央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既缺乏全球视角的宏观判断,又极容易做过头,也是产能过剩的重要推手。

  当前治理中国的产能过剩,需要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因为市场经济自有调节产能过剩的机制,这不仅体现为价格调节,优胜劣汰,也体现为面对全球市场的开放式调节。未来中国发展当然要以扩大内需为主,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应在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主要在国内市场消化,但是,一些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应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寻求出路。政府与企业应当顺应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形势,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中国过剩产能。

  在调节产能过剩中,必须重新评估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优长与局限,增强透明度并大规模瘦身,全球市场指向可成为其中的一个着力点。政府可以鼓励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走出去”,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则应尊重市场竞争的逻辑,绝不盲目“托底”。

  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倚重出口,带来了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问题,如外汇占款高位不下和国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不过,出口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有力引擎,只是传统贸易结构需要改变,出口还应与国际投资联系在一起。仅仅靠贷款支持工程承包难以实现这一前景。国有企业利用中国贷款在国外修建港口道路,竣工后管理不善,也难以持续产生再就业机会,最后铩羽而归,这种教训俯拾皆是。日本在国外大力兴建工业走廊,依靠民间力量并着眼长远,将国内转移产能和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结构调整还与去杠杆化紧密相关。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将高杠杆化的危害暴露无遗。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各国去杠杆化的步伐快慢不一。美国资产价格调整在2008到2009年一年之内调整完毕。日本已经用了二三十年,欧洲也已用了五六年。中国的资产价格调整则未能真正启步。不难发现,去杠杆化进程的快慢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反映了其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持续愈久,其泡沫破裂后的后果便愈严重。与其届时被动地去杠杆化,不如在经济增长速度尚可之时采取主动行动。

  无论是被动抑或主动去杠杆化,在此次调结构的过程中,均应把大幅增加企业股本金视为要务,这就需要发展直接投资。现在,国有企业普遍面临股本金不足的难题。保险公司、社保、外汇储备等金融机构,甚至民间资金应均可进入这个领域。倘这一市场得以成长,令人惊魂甫定的“钱荒”便减少了策源地,更有望走出一条国企改革的新路。

  调整经济结构,必须伴随着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实质是扩大企业和公民的经济自由,让经济主体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因此,扎实推进行政审批下放、减少工商税收、鼓励民众创业非常重要。当前,决策层重又强调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一些国有垄断的高壁垒产业也有放开部署,均值得肯定。不过,对于民间投资的开放应当扩大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类企业。兴旺的民间创业才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支点。

  被动的调整经济结构往往伴随着周期性的紧缩与阵痛,甚至会引发“硬着陆”风险,这考验着政府与国民的忍耐力,这又常常表现为政策博弈。现在,中国GDP增速有所下滑,财政压力增大,呼吁政策刺激之声再起,如果迎合这种诉求,实际上不过是回到“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老路。能否闯过这一关,要靠决策者以政治家的责任感,增强调理经济结构的紧迫感和自觉性。现在已经到了下定最后决心的时候。

  (本文为2013年7月1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25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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