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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2009年8月初,我们人大新闻系78级同学,凡五十余人,在青岛聚首。蓝天碧海之间,抚今追昔,无远弗届。很自然,谈起远在贵州高原的同学张善炬。知道他七年前患了癌症,也知道他一直在治疗在抗争,似乎还好。

大家突然沉寂了。真的还好吗?聚会结束那天晚餐时,我们商定来年再聚;还商定,立即派两位同学赴黔,看望善炬。有人当场裁了一叠小卡片,一人写一段话,带上了同学们的真诚问候。

果然,未几就有噩耗传来。8月24日,张善炬与世长辞。那天,追悼会下午四时在贵州举行,同学张伟光在网上发贴:“各位同学,现在,下午四点刚过,请让我们向着贵州方向,向善炬安详鞠躬,默哀。”每一个读到此讯的同学,即起即行。

同窗情深,自不待言。不过人大新闻系78级人对善炬的情谊之重,思念之甚,关爱之殷,痛惜之切,又岂是一个“同窗情深”可以说尽!

新闻系,文人齐聚。1978那一年,全系两个班计70人,最年长者31岁,最年幼者16岁。在学习期间朝夕相处,同学们乐则乐矣,亲则亲矣,但在新闻系的环境中,写作至上,那么多人自恃文采风流,文人相轻就是常态。写作基础课上,小说、散文写出来;新闻采访课中,消息、通讯拿出来;然后是编辑训练,拼标题制作;再是评论写作,比文字激扬……一时间,在我们那里,没有谁真的会觉得别人的文章是比自己好的。

不过,很快还是有了公认的“第一支笔”,其作文、作业争相传阅。这就是张善炬。善炬来自贵州,上大学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平素低调寡言,不争风更不炫耀。如果不是真的比同辈显著高出一筹,很难想象他这样的人会得到如此认可。好文章自然是讲文笔和识见的,记得善炬当时最让人赞赏的一篇作文,题为“建议取消言论禁区”。

大学二年级时,善炬有了篇更让大家刮目相看的文章。

那是1979年秋,北京“民主墙”民众运动走到尽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于11月作出取缔“西单墙”的决定。“民主墙”始现于1978年秋冬,曾经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一时间轰轰烈烈,西单十字路口东北角一排两米高、百米长的大字报墙即为标志。那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改革开放的前夜,申讨冤假错案、呼吁民主是其主要内容。人大新闻系的一些学生们,特别是众多外地同学初来北京,惊叹且欣喜于京城民主风气之盛,几乎每晚都从海淀校区骑车四五十分钟,去西单看墙议墙,对墙后来的命运便也关心之至。

11月底某日,新闻系教室的墙报上出现了一篇“谏‘拆墙’书”,署名“长工”。文章不很长,仿秦相李斯早年的“谏遂客书”写成,文风也一如李斯其文,高处立论,宽处行文,很具说理性。

文章先是坦言:“值今樊笼方开,言路初通,‘文革’创伤,余悸犹存之际,拆墙之举实为因噎废食之下策,塞堵言路之门,将使民望而却步,退而不敢开口”;“区区西单小墙,长不过百步,宽不到三米,纵其全文大多‘反动’,亦不必如此惊惶失色。数百报刊、十万尖兵、九亿人众皆‘愚民’乎?”进而激辩:“且人之有心,思也;人之有口,言也,拆其墙,毋能禁其言;禁其语,毋能鉗其心。昔‘四人帮’堵耳、鉗口、蒙眼、割颈、砍头,何术不用其极,然终无补于事。古人云:‘只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前车之鉴,宜应戒之。”再有劝喻,列举古人先例后论道:“而今公仆治国,理当胜越古人,现文件宪法,无不大书民主,电台报章,亦在鼓吹鸣放。望言必信,行必果,莫学叶公之好龙,贻笑后人。”结语恳切陈情:“诸位立法委员得闲暇时,似可探究西单墙之社会根源及根除之法,拆墙法虽尽善尽美之至,仍属舍本逐末、饮鸩止渴之小技耳。万望三思。”

“长工”,大家都知道就是善炬。文章引起轰动,被同学们当场点评“大胆文章,切中时弊,一片忠心,光可鉴人”。外系外校来访者也络绎不绝。当然,这篇小文很快被系领导悄悄从教室后的墙上取了下来。

12月6日,就在善炬著文吁请“万望三思”之后不足一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整个事件中,善炬受到了系方校方何等训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善炬从来没透露过半丝悔意或是愤怼,一如既往地平静从容,勤学苦思。大学三年级到报社实习时,他的新闻作品已经获得了全国好通讯二等奖。

按今天的标准,无论是内部墙报、私下交谈不予追究之原则,还是网络微博大议天下之风气,都让人无法想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善炬一篇教室墙报劝谏的小文竟会影响他的一生。

甚至我们这些同学在当时,也并没有想到。

记忆中,善炬没有报考研究生。他1982年毕业后回贵州,分配在贵州日报。最近读到甘惜分老师给善炬的信,我才知他原本可以留校的,竟是因那篇文章改变了命运。

那是2006年3月,在一封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就的信中,甘老师告诉善炬:“别离多年,常想到你,如果不是当时‘左派’干扰,我是力主留下你的,如果真留下,你的成就非今日可比,不过有这二十年的锻炼,你一定有另一种收获。塞翁失马之典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在人大新闻系念书的同学们,其实并不觉得留校是上选。不过优秀如善炬,没能留在北京当记者,却总让同学们感到惋惜。后来,至少在80年代,他在贵州迅速大展宏图,成就斐然,的确让我们这些同学在自豪和欣慰之余,有了如甘老师所说的那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喜。

80年代的贵州日报锐意进取,总编辑刘学洙很快就发现了张善炬的才华,识之用之。短短八年,善炬从驻站记者而机动记者,从新闻部副主任而记者部主任,很快被提升为总编室主任和报社编委。

80年代的贵州,出过两位省委书记,后来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一是1983年至1985年7月的朱厚泽,其二是1985年7月到1988年12月的胡锦涛。善炬有楼台近水,亦不负机会眷顾。他采访朱、胡两任书记的佳作迭出,传播国中。

纵如此,学生时代的“谏‘拆墙’书”,还在继续给善炬的人生投下阴影。

据刘学洙后来回忆,1988年,贵州日报决定起用张善炬,推荐他进入报社编委会。正待上报省委之时,报社接获人大新闻系党总支一信,强调张“文字水平较高,但思想上需要提高”,“在政治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云云。随信附有“谏‘拆墙’书”抄件。由于此函件,善炬进入编委会未获批准。

后来,刘学洙查看善炬所有档案资料,写出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为他再行申报。省委终于正式批复,增补张善炬为贵州日报编委。(见下页)

或是善炬作为新闻人的宿命,他当上编委后不久,中国步入风急雨骤的1989年。那年他40岁,铁定的贵州日报“第三梯队”成员,前途无量。是夏,他成为整肃对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还被免去编委和总编室主任职务。

1992年夏,我有机会去贵州,到善炬家中相见。那时,他仍在报社图书馆当资料员。我问他,为什么被整?他淡淡一笑,只递给我一份铅印的贵州日报内部刊物“报人园地”,上面有他的一篇文章,题:“记者的痛苦”。

此文,就是他罹难的主要“罪因”。

是夜,我捧读此文,夜不能寐。这篇写在1989年5月18日的短文,一如善炬早年作品,出自胸臆,真切精当。“记者的痛苦,是一种职业的痛苦。”他说,“我想,很少有别的职业会感受到中国记者曾经经历、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思想、感情的痛苦。”

善炬尽述这种职业之痛,“失落的痛苦”“遗憾的痛苦”“压抑、失职的痛苦”“还有卑下的、丧失人格的痛苦”……

他叹道:“多苦多难的中国记者,回首前四十年,至少有三十年是在痛苦地背叛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痛苦地闭上眼睛篡改历史。历史会报复新闻的!”

文章结尾:“如果痛苦终于换来了我们所期望的代价和补偿:即人民满意、历史认账,那么,这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记者也是一个幸运的、幸福的职业。”

我反复念诵此文,泪如雨下。这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文字。

1992年以后的中国,春回大地。我所在的中华工商时报由老报人丁望领队,走在时代前列,开放而奋进,生机勃勃。贵州归来,我想到了请善炬加入工商时报。此主张,得到丁望赞同。

1992年底,工商时报请善炬专程来北京商谈此事。还记得他临走前的那个下午,北京天气清冷。我和杨大明去火车站送行。临时得知火车晚点,在候车室盘桓多时,后来终得登车。列车徐徐启动,善炬站起身从车窗探出手臂辞别。其景其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不想,善炬最终没有来。

想来是因为与贵州日报有太多的感情牵扯,善炬选择了留下。后来我们知晓,1993年8月,他在报社获得了新的机会,参与创办《今日都市》,主持编辑部工作。

这是1993年,中国都市报群体还在酝酿之中。善炬终于得返采编岗位,很快闯出第一步。

1993年以降,中国在持续的变革中。经济改革大步挺进,互联网横空出世,市场化媒体步步为营,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也在发生巨变。

善炬还是和同事们一起办都市报,越办越火。报纸从内刊号变成独立刊号,进而更名为贵州都市报,扩至32个版,而且成了贵州发行、覆盖第一的大报。善炬任副总编辑,一干七年,呕心沥血。2000年6月,贵州日报再办西部开发报,善炬调任该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并经省委组织部批准,重拾“正处级干部”身份。

西部开发报是面向全国的商务周报。善炬领命上任后全力以赴,昼夜不舍,三个月就推出了创刊号,报纸采编迅速向全国铺开。可惜好景不长,新报创办未及三年,善炬就病倒了。2003年8月,他被确诊为淋巴癌。

这一不幸的消息在2004年前后传到同学中。众皆黯然。我们心痛,但又不敢打电话细问。只每有同学去贵阳,便托咐去看善炬。几年下来,听说他抗过了疾病,渐渐好了。不过还是担忧。

那些年,是我和杨大明在《财经》杂志,傅绍万在大众报业集团,徐世平在东方网,罗杰在云南日报集团,等等,一干同学们在各自舞台上激战犹酣的日子。贵州高原很远,但同学们都在眺望,在惦念那里的张善炬。

事后,从贵州日报同事的回忆中,我才知晓以下情形:

善炬患病后,被迫离开西部开发报领导岗位休息治疗。治病间歇中,善炬先是回到熟悉的都市报,也常去办公室,给前来讨教的年轻人讲讲业务。后因为有人反映“不便”,他又被调回日报总编室,当了“调研员”。

此后,善炬主要研究新闻理论和业务。他以抱病之身撰写了数篇论文,还重新与新闻系的老教授甘惜分建立了联系。2007年,他获得了早该属于他的高级编辑职称。

曾经沧海的善炬,对这些工作中的小不顺遂,或个人迟到的荣光,是绝不会与同学们讲的。他同样没有告诉同学,他的癌症再行反复,又转入恶化。直到2009年8月,他溘然长逝。善炬生于1949年,去世时不满60岁。或许不算巧合,善炬的生日是11月8日,与中国记者节同日,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善炬的离去,在同学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善炬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中,总喜欢看同学们的合影,反复读同学们的祝福卡片。这是我们惟一的安慰。

在唁电中,同学们称善炬为“大写的新闻人”“志士、猛士、战士”,还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上联:求仁得咎,求善得恶,求爱得怨,大义折于专制,大才湮于酱缸,善竟未惠尽天下

下联:有求必应,有话心真,有才必举,弟子岂止六七,文章不必三千,炬已瞳明亮后生

横批:不寿者不朽

这些话语,句句发自内心。无论人生如何起伏,历30载不变,我们总在仰视善炬。

近些年来,我没机会去贵州,无法与善炬当面交流。从同学们的各种转告中,知道的也只是他的乐观豁达。不知这位从来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的老同学,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自己的一生是何种感慨,何种情怀?

最近读刘学洙前辈的回忆文章,谈到2007年春节,善炬与妻子去看望他,送一挂画,上题:上善如水,大真无争。

此题,典出自老子的“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显见,“大真无争”四字,是善炬自己化出来的(刘学洙亦有此说)。

我顿悟。这就是张善炬,是他最终理解的人生——大真无争。        ■

 

*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政权和部分中央部门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撤销。

此文写在人大新闻系78级学生毕业30周年之际,并为张善炬即将出版的新书《张善炬新闻作品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作序

此文发表于财新《中国改革》2012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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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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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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