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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圣彼得堡-巴黎-洛杉矶

下午四时的圣彼得堡普尔科夫机场,照例的拥挤,每条队都是无望的长龙。SPEIF专派机场送行的俄罗斯姑娘将我引到一条相对比较短的队伍前,说:这就是法航的商务舱了,你等着吧。我前眺,明明写着经济舱,但也耐心地等。

快到了,有会英文的人招呼,商务舱在这里。我移到右边,出示护照、签证,在另一条队前再等,终于到了。

连续的旅行让我变得相当精明,这又是一次经过盘算的航程:下午4:30乘法航从圣彼得堡飞巴黎,接当晚7:10的飞机往洛杉矶,夜9:30到。一天逆时差飞行,总航程不短,是3小时+12小时。但不累,而且理论上没有耽误时间。

递上护照,签证,机票单。法航柜台的小姐看了许久,和气地要求我将行李挪到一边。再等。说航程变了。许久,才知:原来巴黎飞洛杉矶的直飞航班改成了早上10点起飞,我接不上飞机了。

“这不是你的错,”漂亮的小姐说着流利的英文,“我们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安排你换乘其他航班。”

半小时后,接获通知: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圣彼得堡再住一晚,明晨7点飞巴黎,再改趁法航明天10:00航班飞洛杉矶;二是现在就飞巴黎,住一晚,同样接明天10点的航班。小姐客气地致歉,但表示,确实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踌躇了。首先,无论如何要乘明天10点的航班了。今天到了巴黎太晚, 如果不能直飞,转来转去只有更累更困。(我猜只有美国航空公司还有从巴黎飞美国的航班,例如Delta。选择并不多。)。其次,如果留在圣彼得堡则必须改票,而改票必须上楼。携行李大箱,实在麻烦。

我询:如果飞巴黎,住在哪里?

再问,又等。五分钟后,得到回答:到巴黎后,可以在转机柜台获得免费酒店安排。

具体情况如何,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我还是选择了先去巴黎,直觉是这样至少更保险,法航的框台小姐也认同。若再延误,真有些误不起了。

出门在外,不能急,急则上火而无益。这是一次延时15小时的航程,还不知航空公司是否有其他补偿。

UA:香港-纽约-华盛顿

惨痛的误机经历并不遥远。上月我从香港飞纽约转机再飞华盛顿,也是误了飞机。那次更惨,因为我失去了一次采访美国财长盖特纳的机会。那可是在中美S&ED谈判的前夜。

那是4月30日清晨,与传晖、立晖从九龙一家酒店乘出租车去机场,一路大雨滂沱,黑云摧城。不过“老香港”传晖并不急,说是这只是急雨,不会影响起飞。果然,到了机场,已经雨过天白了。

上午9点的飞机。办票,安检。到了登机口,才得知刚才的大雨造成机场某些地方积水,需要再换登机口。转至一个隔30多个登机门的去处。辗转,登机,全部坐定。机场指挥台要示求稍等。既然众多飞机调整了登机口,需要重排起飞时间。

等待半小时余,终于可以起飞了,我们的飞机却并不走。许久,全体乘客被告知下机。原来,在起飞时间略推迟后,机组人员的在机工作时间将超时若干分钟。虽然只超时“a few minites”,但机组人员已经提出异议。这次是美联航,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地勤女经理用英文向乘客们解释:这趟飞机可能因防止工作超时而被取消。不过,公司将继续与机组人员谈判,请稍安勿躁。航空公司当场指定了几处餐厅,乘客们可以稍事休息,享受一顿免费午餐。

想想取消一班飞机的后果吧,所以对谈判必然地抱有期待。我们平静地就餐,餐后再等,直到下午4时。此时,我们才正式被告知:谈判无果,航班只能取消。明天同一时间起飞。当天正是五一,香港的酒店均爆满,航空公司无法安排酒店。航空公司只能开放商务舱休息室,让所有乘客前往熬过一夜。

这将是整整24小时延误!我已约好次日11点采访盖特纳,根本拖不起呀!赶紧上前求助女经理:有要事,可否安排我们从东京、新加坡、台北、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飞往美国?

女经理干练做答:早已了解过,当天已没有飞机再飞纽约。

我们只有留在香港。我怏怏问及赔偿?答称票情各异。每位乘客只获得一纸网址,要求大家上网自询赔偿办法。

算不幸中之万幸,我通过香港浸会大学郭老师找到学校招待所一间房间,一行三人总算有床睡了一夜。次晨重行起飞,再登航程,我注意到,还是原来的全班乘客。

次晨再出发,到纽约又误了原定2点接驳华盛顿的飞机。再等。到里根机场已是晚上6点。接盖特纳秘书来信:实在抱歉,明天早上六点,财长要飞北京。下次再会。

损失惨重。我们回京后坚持维权,申请赔偿,至今未果。

UA:玛瑙斯-圣保罗-华盛顿-纽约

记忆中,乘坐国际航班而被迫延时,还有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在巴西。

也是美联航。那次的巴西旅行催生了后来财新新世纪的封面报道“另一种崛起”和财新网一组巴西专题外加视频系列,很有成就感。不过,3月间旅行中的航班延误让人忿忿难平。

整个航程太曲折,简言之:我们从里约到了玛瑙斯,北飞五小时。按原来的航程,居然要从玛瑙斯再南飞五小时,回圣保罗再折返华盛顿,多飞十小时余。旅行社坚称,改票要付一大笔钱。我在美国自己打电话联系了美联航,顺利改签且不收费,可从玛瑙斯转迈阿密再到华盛顿,缩短航线不用夜航,很是满意。毕竟,纽约还有要务,得再做个往返短飞。

玛瑙斯的出租汽车居然可以刷卡,我们顺利地到了机场。不大,但并不太挤。迅速走向柜台。

非常惨,美联航柜台的服务小姐查找再四,居然找不到我的票号。无论如何解释,我仍无法登机。迈阿密计划失败。小姐要求我按原计划乘次日飞机南飞圣保罗,晚上再乘夜航至华盛顿。

还记得那次颠沛后的惨状:一夜航行之后,到华盛顿是清晨六点,转机去纽约但航班仍然晚点。我们在候机口的长椅上坐等,又在附近过道处找到一个插座为手机冲电。我连冻带困疲倦不堪,挣扎着对李昕说,”昕,你帮我看着手机“……紧接着酣然睡去。那样子必是非常滑稽,事后李昕多次学我,扶掌大笑。

F此次事故后我坚持索赔。美联航赔了200美元,称为一晚住宿费用。仅此。

CA:伦敦-北京

五年前,我还有一次重大误机经历,记忆犹新。那次是国航,在伦敦。

也是个下午,我从好朋友菜穗子和保罗在温布尔敦的家里出来,叫了一辆当地人常用的mini car,以较出租车便宜、但已经很贵的价格赶到机场,准备返京。辗转到国航柜台前,还未及办理登机手续,便听说一个”噩耗“:北京飞伦敦的飞机起飞不久,便发现飞机出了故障。为安全起见已经飞返,将在北京检修。为此,原定下午五点起飞的航班只能推迟到明天。

明天几点?没定,说得等着瞧。我要求转英航,当然,回答是来不及了。等待办理登机手续的一干人众携大包小包,开始领酒店住宿单,然后一一散去。那次我是远行,从美国到伦敦再回京,箱子大且重,凭常年飞行的金卡会员身份好说歹说,承蒙国航服务小姐开恩,得已把沉重箱子放在机场的办公室,算是省了大事。

记得那次误机,是翌晚9点走的。不知国航的飞机修了多久,何时到达。不过,原定次日下午5点的那个航班也出现延误,一干乘客在办好登机手续后,在候机口与我们一起等候着国航不同班次的呼唤。待我们这批怨声载道的乘客上飞机时,他们还留在那里。

上飞机后,只听临座一位中国留学生说,真后悔呀,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坐国航。英航怎么会出这样的事?

后来经历得更多了我才知道,哪里都没有绝对的保险。

回到开头

愤怒出文章。写就上面这些文字,飞机已经降落在戴高乐机场。

其实,法航从圣彼得堡飞巴黎的飞机本身就已经晚点,今晚我抵达时是6:40。倘按原计划7:10飞洛杉矶,恐怕也是要误机的。难怪圣彼得堡机场的俄罗斯小姐建议我今天下午就走,她更知道飞行无常。

急往法航转机服务台。仅七八名乘客,三名服务员,却是长久地等待。等得烦了,我便开始观看服务台上方的屏幕,孰料滚动播出的画面,竟是各种文字的“欧盟的飞机乘客权利”,而且其中一条与我的遭遇相关:遇有航班取消,航空公司若未能在14天内提前通知乘客,须进行赔偿。

我大喜。这不正是我的维权依据吗?据屏幕介绍,乘客可在欧洲任何一地打免费电话0080067891011进行申诉。马上记下。

终于到了。接待我的黑发美女抬起长睫毛,说出一串法文。我说,对不起,我不明白。她再改英文,说:“你误机了?”

我说,不,是你们的错,取消了航班却没有事前通知我。我是来联系酒店住宿事项的。

原来她事前全然不知。于是一番电话,我只有等。弄清情况,美女再度抬起长睫毛,冷冷地只一句话:“你拿什么护照?”

我说,中国护照。

“有申根签证吗?”

本来想反问,如果没有,你让我去哪里?——漫长的等待之中,我已经研究了当天的航班时刻表。飞纽约的飞机是晚上7:10,早走了。不过,看到对方毫无歉意的神情,我不想再罗索,便说有。

得到一份酒店住宿单。酒店在机场附近,可以坐免费shuttle抵达。晚餐早餐全包——这对大航空公司是司空见惯、早有准备的事情。

我好奇心未泯,指着屏幕笑问黑发女:“我的情况,系你们取消航班且未行通知,是不是可以获得赔偿,象这上说的?”

“不算,”她也笑了,“只要我们安排你住下,并且确保你明天能到洛杉矶,就不能算。”

我道别。明白了,只有苦笑。

******

上述遭遇,均由航空公司造成,其服务不周相当明显。寡头竞争且行业不景气领域,恐怕只有这样的条件。回想起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就因对方安排不当延误一天(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记得收入了我的《微观美国》)。当时我到市中心的美西北上海办事处力争,才得一夜住宿,并获去机场的出租车费;对方曾坚持,要发票,不给现金,等——据后来的经验,确属欺人之说。25年时光如水,航空服务整体水平相似。你可以感受许多优质服务与顺畅航行,但不时会有重大不快。

挫折与无奈后,我的务实经验如下:一,真有不可延误的重大事项(于我当然主要就是采访),必须有24小时以上的时间预留。二,纵在电子机票时代,改签必交费的时代,也必须提前24小时确认航班——你不能改,人家能改,而且不一定告诉你。复杂长程,如我此次,更需如此。三,乘机时必须了解在同一时间段,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其他航班,包括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飞往目的地,如有,则如遇变故可立即转换航班(当然这在拥挤低效的圣彼得堡机场境中不太现实)。 四,延乘一旦成为事实,惟听之任之,但可争取稍好的延住条件。五,乘客权利的”可维度“有限,但可一争。

综上,如有好的旅行社贴心服务,则最佳。但因为国际航程各行其是者多,而国内旅行社鞭长莫及者众,不易。

总之,国际航行多艰辛,泰然受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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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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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传媒创办人,现任财新传媒社长,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 胡舒立为“全球联合之路”(UWW)全球理事会成员,同时担任路透采编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及 国际新闻记者中心(ICFJ)顾问委员会委员。 胡舒立于 2016 年 5 月获颁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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